按我們的教材，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起點——當然也有懷疑的——比如美國學者孔飛力認為王朝的衰落並不意味著舊秩序的衰落，而中國舊秩序的衰落至少不會早過1864年，即太平天國叛亂被滅亡的那一年，所以他認定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後。日本學者濱下武誌認為，如果把經濟關係的國際化作為近代標誌的話，那麼中國的近代應回溯到19世紀初；如著眼於中國國內舊製度的解體和新製度的萌生，則中國的近代似應開端於19世紀後半期。估計是小日、老美的素質教育搞得好，所以他們的學者總是與咱這邊的教材保持著“高度的不一致”。這裏且不論中國的近代化起於何時何事，單論距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之後，我們的學者還在研究“中國離現代化尚有多遠”、“中國是否拉丁化”之類的課題，這種曆史的吊詭對我們不能不構成刺激：我們的現代化，何時完成？後鴉片戰爭時代，何時是個頭？！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社會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觸動，正像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裏唱的那樣，“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也還是那個月亮”，一切還是老樣子。
對政府來講，鴉片戰爭隻是個“地方事件”（濱下武誌語），“剿夷”或者“討逆”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戰爭。道光甚至認為，英夷已達到了目標，以後再不會騷擾他了，把《南京條約》認作了“萬年和約”。鹹豐做了皇上，比他老子還要頑固，禦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派。對外強硬不是什麼壞事，一種姿態而已，但是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強硬，被打得半死還噘著死鴨子嘴愣不承認自己比別人落後，就是很大的壞事了。
對事件的當事人——林則徐、鄧廷楨、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來講，隨著條約的簽訂，似乎隨即就把自己作為主角參與的這次事件中的對手忘到了後腦勺，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對於對手的素質及來頭，沒有起碼的探究興趣，哪怕僅是戰術上的“知彼”的要求，他們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時候依舊眯著小眼兒甚至幹脆不睜眼。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詢問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四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169頁）耆英找到的一個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顧瞻，臨敵爭先。”道光批曰：“可惡之至。”（《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五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320頁）真的是可惡，君臣兩個探討的結果竟然是英國人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