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鬆榆齋文選
一、飛鴻情韻
伴隨著長空飛鴻悠遠的鳴叫聲，我曆時三年編撰的《書路鴻蹤錄》終於校後付印了。
《書路鴻蹤錄》的書名，來自蘇東坡《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而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這本以選文為結構的書錄，共73萬餘字。它確如蘇東坡形象性的說法，是我半個多世紀書路人生的“雪泥鴻爪”留蹤之作，收錄了研究生學習時代至今的一部分論文。因此，書名不但冠以《書路鴻蹤錄》，連序言和跋記也分別用了“雪泥鴻爪存，披覽前蹤在”和“雁別藍天去，山迎白雲歸”的題目。
飛鴻實為動情雅韻之鳥，古今多少人曾為之牽思動心。陳勝曾以“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以表示其誌行高遠。漢武帝在《秋風賦》中誦秋風而頌鴻順自然：“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兮雁南飛”的詠吟。毛澤東的“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一曲高歌，道出了“不到長城非好漢”雄偉情懷。“碧雲天，黃花地，西風起，北雁南飛”這段《西廂記》名句以其“雁韻”而傳誦不衰。《紅樓夢》中以菊為題的文化生活情韻組詩《菊花詩》，僅黛玉“詠菊”三首中，就有兩首談到“鴻歸蛩病可相思”和“睡衣依依隨雁斷”，而寶釵的《憶菊》也有“念念心隨鴻雁遠”、探春《殘菊》尚有“萬裏寒雲雁陣遲”之句。這些秋菊隨秋雁的寄情寓興詠吟，耐人品味。
飛鴻動人情懷之處在於頑強堅韌的高飛翱翔精神。飛鴻飛在高空，在仰視中總給人一種腳踏大地的感覺，使人不時發現每個人其實都是一種遷徙的候鳥，正像迷途於工業汙染煙霧中的飛鴻一樣，人們也困頓於現代化霧靄中暫時失去了對於生命本真狀態的追求。但是，隻要堅持高飛翱翔精神，終將飛越荒漠，穿過雲霧，進入森林海洋上空，飛回大自然懷抱，就像法國雅克·貝漢導演的《遷徙的鳥》電影中Nick Cave所唱的：“明天我將會飛翔，為了回到你的身邊”。大雁在無限空間中自由飛翔，即使在電影中看到被人類捕捉而關在鐵籠中，仍然注目於頭頂上飛過的同伴而向往自由。飛翔不息是對生命的熱愛，是對境遇的生存追求，它象征著意誌的力量，標誌著嚴整、群體和高尚、有序的美的情趣。正如一首現今流行歌詞所說：“是大雁，即使折斷翅膀也要飛翔，因為任何挫折，也阻擋不住生命對美的向往。”
在古代詩人的視野裏，飛鴻到處都是詩韻情境，隨時都是物華雅音。這種遷徙性強的候鳥“雁趣”，是一種詩味，是氣候變化的征兆，大自然造物主的神奇與瑰麗，是人世間淡淡的寂寞，是人生旅程中別離的慰藉哀思，是悲涼美的意境。飛鴻因其飛行有序而被稱之為“雁陣”，杜周《天池》詩遂有“九秋驚雁陣”之句。飛鴻因其飛行成行而被稱為“雁行”，盧綸《奉和太常玉卿春夜對月見寄》詩即有“露如輕雨月如霜，不見星河見雁行”之歎。最妙的是飛鴻在藍天上不僅嚴若軍陣、齊似隊行，而且排成“字形”，或像“人”字，或像“一字”，被稱“雁字”。這種堪稱飛行表演而組成的、類似人類文化符號的“雁字”，在《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把它解釋為英文的“V”字，不由使人聯想起“勝利”的縮寫。朱熹在《次韻擇之進賢中漫成》詩中的“據鞍又向岡頭望，落日天風雁字斜”，寫得灑脫，飛鴻橫翔太空，皆成字形，隨你東方和西方人的不同文化詮釋吧！
有唐一代，詠吟飛鴻的詩人，燦若繁星。宋之問、沈如筠、孟浩然、李頎、王灣、韋應物、劉禹錫、李涉、杜牧、溫庭筠、李商隱、高適等人的詩作，都是唐代詠飛鴻的代表者。李白不但有《鳴雁行》等多篇詠飛鴻之作，而且“雁引秋江去，山銜好月來”（《與夏十二登嶽陽樓》）的藝術功力遠非同時代人所能比。杜甫的名句“孤雁不能啄，飛鳴聲念群”（《孤雁》）所反映的飛鴻的群體性及表達的人生智慧，也為同時代人之所不及。孫逖的《宿雲門寺閣》詩有“畫壁餘鴻雁，紗窗宿鬥牛”一句，也值得注意，因為他在佛寺壁畫中所見的飛鴻形象，為西安大雁塔的來由，提供了佐證。過去有學者從《大唐西域記》卷九“揭陀國”中的“飛雁墜寺”來解釋唐人喜雁而稱大慈恩寺為大雁塔。雲門寺壁畫上出現飛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唐人這一習尚的淵源。這又使人想起了儲光羲《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中的“冠上閶闔開，履下鴻雁飛”那樣對飛鴻雁塔風韻的描繪。
不過在諸多詠吟飛鴻的詩作中，我還是比較喜歡蘇東坡的“雪泥鴻爪”詩。它用飛鴻的情韻，述說著人生哲理，表現了飛鴻穿越藍天白雲，俯視秋江而乘馭秋風的情韻。此種往來天地間的飛翔，那是一種閑淡超遠的悠遊情懷，是自然、人生以及學人書路的物我一體的精神境界。“雪泥鴻爪”詩，道出了學術是耕耘性靈的工具，是短暫人生心靈的家園。人生如雪泥鴻爪，倏忽變幻，在無垠的學術天地，學人如同飛鴻，縱浪大化，偶留指爪，這正是我這部文集選錄的些許留蹤。
羅曼·羅蘭有句令人難忘的話：“我唯一的才能是：當星星過去了，就毫不猶豫抓住它的‘餘暉’。”在我迢迢的書路上，逝若星光的飛鴻，飛過去了很久，現在還在飛。記得兒時在秋收的田野上，常目送行行掠過天空的飛鴻，心中總對遠方世界產生了茫然的遐思。後來，在大荔農場勞動，被派到三河口看護麥田，飛鴻危害麥苗，竟成了防不勝防的害鳥。但農民關於河灘“雁警”守夜的講述和自己的觀察，卻不由得對這種關注生存、守望群體的飛鳥，產生了敬佩之情。對人類而言，守望存在於終生的漂泊無定的精神狀態之中。這是因為人類的心靈具有不可規定性和多種可能性，可以受各種誘惑而棄善從惡。守望伴隨著人生的日日夜夜，大多是寂寞中的堅持獨立品格，是坎坷中的堅持自由思想，是痛苦中產生的樂趣。現在，思考羅曼·羅蘭“抓住餘暉”的經驗之談，聯想蘇東坡“雪泥鴻爪”之詩，追憶昔日書路之蹤，兒時的遐想已不存在，惟有守望之書《書路鴻蹤錄》作為生命活動印跡暫留於各卷錄中。然而，書路人生，雪泥鴻爪，持續如星，閃爍餘暉，卻有著體味不盡的飛鴻的情韻美。它將是我生命的延續，使思想靈魂長留人間。
二、樹影總是和樹根連在一起
梅曉雲同誌的《文化無根：以V.S.奈保爾為個案的移民文化研究》即將出版，她囑我為之作序。此書原為她的博士論文，經全國同行學者評審及論文答辯，均給予好評，並提出修改意見。我看到這本修改之後馬上要麵世的著作，作為她的導師，很樂意寫一篇短文，以表達欣慰之情。
《文化無根：以V.S.奈保爾為個案的移民文化研究》是一本頗具學術個性化的著作。它有兩個顯著的學術特征：第一，它的跨學科性；第二，它研究的個案性。它縱橫文、史、哲，融會社會、民族、文化諸研究方法，尤其是同文明交往論接軌。它對堪稱獨特類型的奈保爾的移民文化，追考其發展階段，探究其精神危機，從印度與西方存在主義尋覓其哲學根源。跨學科性是“挖湖”式的開闊基礎，個案性是“掘井”式的深化內涵，這兩者結合，對民族元氣的文化、認同感的價值本幹，以及文化大樹之根的哲學精神的居高臨下觀察，則有賴於科學的理論思維的指引。
奈保爾母國印度詩人泰戈爾有言：“無論黃昏時樹的影子有多長，它總是和樹根連在一起的。”文化無根隻是一種現象，無根存在於有根之中和心靈矛盾的深處。在我看來，全球化文明交往的規律性，是可應用的理論思維模式之一，因為移民文化無非是不同文明之間互相交往過程的產物，而在21世紀，這種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加強了。
梅曉雲同誌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步入了她學術個性化之路。她在百年西大老校和40年西大中東研究所的“勤奮、嚴謹、求實、創新、協作”的“五訓”和“理論、知識、外語、古漢語、寫作”的“五功”學術氣氛的熏陶下，自強、自得、自律，寫出了被許多學者稱讚的“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她是從文學領域進入史學領域，又從史學領域進入哲學領域，學習了世界史、文化史、文明交往論，因而對移民文化的研究，沒有停留在文化學的單線與單一的思維模式上。她在讀期間，由於在職學習，負重承輕，任務繁多，但能自覺地養德性、敬業性、用靈性、練韌性，並且勤於筆耕，在《外國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7篇關於奈保爾的專題論文，為博士學位論文夯實了學術個性化的基礎。我相信，她在中東研究所這3年攻讀博士學位的書中路生涯，對她一生的治學執教，都是一個難忘的、具有深遠影響的砥礪和磨煉。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她這本著作隻有引論和後記而沒有結論。書的最後是以提出問題作為結束：奈保爾打算作為自己未來的歸宿的所謂“普世文明”是不是真的會來？它真的就是這些移民的歸宿？我以為這是本書的又一個學術個性化特色，它實際上包含著研究無止境的階段性結論和強烈的問題意識，它表示作者對發展著的移民文化的追蹤觀察、持續思考和理性追求。這種對“奈保爾問題”的深厚的科學研究興趣，是可貴的實事求是的科學品格。的確，在21世紀全球化文明交往的時代裏，移民文化具有特殊複雜性和多變性。我的文明交往論也隻是為此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思考的空間。我熱切的希望她繼續培養自己具有“淵博學識、思路敏捷、哲理深邃、文筆雋永的素質和修養”①，繼續用艱苦勞動獲取“自得之見”、敢於探索難題，並紮實走向新的“大智慧”之路②，寫出更好的學術個性化的著作。
①彭樹智：《時代，曆史學家的步履和史學觀》，《史學家自述》，武漢出版社，1994年，第597頁。
②彭樹智：《略談博士生的學術個性化培養》，《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3年第1期。
三、奈保爾和榮帕·拉依麗—文化尋找的不同類型
寫完上序後，我曾在《阿拉伯國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版）的《緒論：阿拉伯國家、文明和文明交往》中，談到了愛德華·菲力普·K·希提、紀伯倫等阿拉伯裔美國作家和史學家的情況。最近，又獲悉年輕的印度裔美國女作家茱帕·拉依麗寫的一部文化尋根之旅的小說《同名之人》（The Namesake）。這本小說於2004年在美國出版，並推出了英國版。
如同奈保爾一樣，茱帕·拉依麗也是東西方的第二代移民的作家，她把文化尋根也當作自己的寫作主題。她在2001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醫生的譯員》獲得當年的普利策小說獎，當時她不到三十歲。她的文化尋根主題故事，開始於1968年美國的波士頓，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果戈理·岡古利（Gogoli Ganguli）的男孩，降生在一個印度移民家庭，上了耶魯大學，同白人女友結婚，在一個大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他和奈保爾筆下的主人公也很相似，經受著第二代移民在身份和文化認同過程中必然經曆的痛苦。他有感於自己經常疏離於身外的世界，極力用作印度文化、習俗、語言等方法來融入西方人圈中。他拒絕閱讀與他同名的俄國作家的小說，而且改名為尼基爾，但這樣做之後，更感迷離無根。
和奈保爾不同之處的是，在父親去世、婚姻破裂之後，果戈理卻從父親的移民之旅中找到了印度之根。這是因為他從父親的家史中終於開始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他父親移民美國之前，在一次車禍中被埋在火車車廂之下，由於他手中抓著果戈理的小說，飄動的書頁在黑暗引起救援人員的注意而獲生。他父親後來到美國，為紀念此次死裏逃生事件，才以“果戈理”為兒子命名。果戈理從此家史中，才真正體味到他與這種身份之間的不可分離。他的文化之根仍在印度。
茱麗·拉依麗的影子也在她的小說之中。她的名字原來是印度名字，後來為了融入西方世界才改為現在的名字。這是全球化文化交往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在移民身上反映特別複雜。《同名之人》以“果戈理”之名的變化，通過作者細膩的筆法，使人感到大到國家和宗教，小到飲食，以至於房間陳設的細節，都充滿著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融。文化無根和有根，其實是對立的統一關係，其特點是多樣性的交往，不可能是一個模式。在《悠得齋筆記》（見本書附錄六《全球性文明交往話題：移民作家群》和第二十一《無根人和心靈衝突》）中，我還談到了昆德拉。這些都是證明。確實，這是一個很有開拓性的課題。
研究這個課題，我認為要研究文本，即原典性的代表作，其次要從社會史、學術史上找尋問題的內部聯係性，最後必須具有較多的文化體驗，尤其到有關國家移民群中的實際文化經驗。總之，要從全球化文明交往的理論視角，具體地、深入地研究各種移民文學個案，才能使這個開拓性課題取得實在的結果。
2004年2月14日於鬆榆齋
四、從“三之”活動看文史館工作的特點
在2000年10月的全國文史館工作會議上，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開展的“三之”（“文史之旅”、“文史之論”、“文史之著”）活動，獲得了與會者的充分肯定。在工作會議的主題報告中，認為陝西文史館的考察文物景點的“文史之旅”、召開學術研討會的“文史之論”和撰寫論文的“文史之著”，以及這三項活動集中於周秦漢唐文化的研討，是“積極為實現西部開發戰略提供曆史借鑒和史論文化支持”，是“文史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這是對“三之”活動的高度評價。
回顧這五年來的“三之”活動，我的思路一直是縈繞於文史工作理論與實施的特點與規律性問題上。具體說，就是文史研究館如何發揮老年文史知識分子的優勢，發揮陝西省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緣和曆史傳統優勢，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就是怎樣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傳統，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集中到一點，就是如何把文史研究工作的基點，放在延續文史老人的學術年齡和煥發文史老人的學術研究活力上麵，從而為西部開發，特別是陝西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出智慧和力量。
文史研究館是文史老人之家，它的主要活動在學術研究，包括文史與書畫研究。即使海外聯誼活動，也是在學術和藝術界展開的。學術活動開展的程度和水平，是一個文史研究館興旺發達的最重要的標誌。我很同意陳全方館員的提法：“文史館不是一般的統戰單位，它具有服務、存史、教化、資政、統戰和對外聯誼等多重任務”（《陝西館訊》2003年第3期）。文史老人之所以被賦予研究館員的“終身榮譽”，不僅在於他們過去具有豐富閱曆和學識，而且入館後仍在學術研究上發揮其巨大的創造力。這種智力資源是寶貴的文化資源，值得珍惜、發掘，甚至搶救，如陳全方館員所說，“如同文物一樣，皆是國寶”。
文史老人和一般老人一樣，進入老境是逐漸感覺到的。文史老人能感覺到老，也有老人那樣常有的感覺：那是生命在提醒自己，一個人的歲月，不是用之不盡的，應當在有限的時間內，聚精會神地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免得浪費隻有一次的生命，免得死亡來臨時追悔莫及。
但是，文史老人和一般老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除了生理年齡、心理年齡、社會年齡之外，還有一個體現心靈和社會的人生學術年齡。我以為這是文史館工作應當著力思想的重大問題，因為學術年齡是文史老人生命力之源，是文史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處。許多文史老人，雖然生理上已進入了老齡人行列，但其心理年齡不老、心靈不衰的關鍵動力，在於他們人文社會科學崗位的長期積累的學科特質，因而在學術上還處於巔峰狀態，正是出總結性的高水平成果階段。他們體力尚健、追求未了，不願浪費學術上“為霞尚滿天”的桑榆之年。尤其要看到文史老人在退休後的特殊的學術價值取向，他們免去了各種社會和處事的幹擾，不為職稱、獲獎、工資等世俗韁鎖束縛，進入了恩格斯所說的“純粹科學研究興趣”的無私高尚境界。他們不僅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而且也有了更多無所顧忌的空間，潛心、靜心、平心進行知識、經驗和思想的總結，樂於為文著述，為文化積累、為教化後代、為有益於社會留下寶貴的財富。
這種事例，在我們文史館比比皆是，許多有學術水平的成果可以說層出不窮，有不少都是集一生積累而鑄成的傳世之作。我館已故的侯誌義館員的金文著作和井田考察，牛致功館員現在正在進行的有關唐代碑誌與正史的互證與研究，就是突出的證明。這使人想起巴金老人暮年的赤誠之心躍然紙上的《隨感錄》，以及季羨林老人坦言他大部分論著寫於80歲以後的事例。這也使人想起英國病理學家多爾曼迪在《老年大師：耋耄之年的偉大藝術家》一書中列舉法國畫家大衛和夏爾丹、西班牙畫家戈雅、荷蘭畫家庫定斯基等人在晚年的驚人藝術創造。他提醒人們注意藝術家在老年時代創造力的轉變，指出藝術家可以駕馭老齡段的特有困難和克服老齡加在他們身上的局限性，發揮老齡帶來的促使創造性緩慢而神秘，但卻強勁而老練的活力。可見學術界與藝術界是相通的，我館的書畫老人想來會認同這種藝術年齡的連續性的。
文史研究之道，在於社會閱曆和知識文化的厚實積累，這種厚實積累的特點是自己經驗和別人經驗的長時間的持續結合。這正是文史研究工作者不能像自然和技術科學家那樣早期成名的緣由所在。但是，文史老人學術年齡的有序延續，需要有良好的社會條件，否則夕陽花紅，而結果頗難。文史研究館正好是煥發文史老人學術年齡之光的家園。在這個家園中，國家給這些名耆碩學的文史老人以生活的關照，使其專長得以發揮，老有所養和老有所為在這裏得到社會的統一。根據文史老人的學術年齡的特點，陝西文史研究館開展的“文史之旅、文史之論、文史之著”的學術研究活動，之所以卓有成就，也因為是符合這個實際。
“敬老崇文”是文史研究館的宗旨。敬文史老人之“老”，崇文史老人之“文”，是為文史老人營造一個延續學術進取精神、完善自我、保持對新鮮事的好奇心和對學術研究有強烈興趣愛好的環境。“文史之旅”寓研究心境於參觀考察活動之中，“文史之論”使研究處於交流互學的探討氛圍之中，而“文史之著”則使所思問題凝結為論著成果。《崇文叢書》卷是“三之”活動的標誌性工程，光輝耀旭日，有存史價值。周秦文化的兩次學術會議，尤其是和陝西史學會合辦，具有聯合創新特征。《三秦文史》（《文史與書畫》為其前身）是體現“三之”活動的“百花園”和“嘉木林”。在這些係列叢書和學術園地中，老樹新花，晚霞映輝，表現了文史館員們積極健康心態和充實美好的精神境界。尤其是文史老人在“三之”活動中，所展現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對先進文化建設、對精神文明建設，具有深遠意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不管物質文明有多發達，在曆史上就是一個空白。一個人離精神文化太遠，離物質世界太近，隻能在忙碌追求中迷失自我。隻有精神文明才能傳之久遠，隻有從先進文化角度才能體現出民族精神。
在紀念陝西省文史研究館50周年館慶之際，我們應當把“三之”活動提高到新的自覺、新的水平，做出更多更好的新成果來。“文史之旅”除了同學術研究相結合，深入開掘陝西曆史文化傳統的積澱寶藏、考察文物遺存之外，還應當參觀我省一些新技術產業和農業結構調整的亮點，如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楊淩農業高新技術示範區，以增加對新鮮事物的關注和接受新觀念，使之成為文史老人的一項社會活動。“文史之論”和“文史之著”也在研討撰著學術問題的基礎上，應當進一步深入到探索文化問題的曆史、理論與當前現實實踐的層次上來。例如結合周秦漢唐文化的專題討論，研究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文化的關係、中華民族曆史文化傳統的弘揚與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關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力量與先進文化發展前進方向的聯係，以及當今精神文化的演變特點等。根據文史老人的特長，在“三之”活動中還應因人而異研究一些陝西地方優長題目，讓文史老人在研究中拿起筆來寫家鄉文化。
現在，我們是站在新的起點上來研究文化問題。隨著21世紀的開始，人類文明交往真正進入了一個全球化時代。現代人類的生產、經濟、科技和文化不斷超越國界向全球發展。除經濟和政治形式交往外，文化交往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同時，保持完整狀態並持續發揮活力的中華文化，如湯因比預言的那樣，是21世紀人類的希望。先進文化已成為我國全建設小康社會的強大精神動力。生活方式的變革、新的教育模式、價值觀念的更新，都要求“三之”活動關注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進程和不同文明交往所帶來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我相信在過去已有的基礎上，“三之”活動根據文史老人的學術年齡特點，一定會有新的進展。
最後，還要提到“三之”活動中的勞逸適度問題。文史老人的學術活動掌握“度”非常重要，一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二要區雖不同學人的專長與興趣，有所為有所不為；三要注意各人健康狀況，關心生活起居的變化。文史老人的學術活動要保持一個學術研究的寬鬆“自由度”，不能像研究機構那樣有硬任務，應當提倡從容寫作。此外，在“文史之旅”中，還有一個安全問題。《管子》有言：“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健康益。”我覺得這是對文史老人最好的健康贈語。讓我們以文明而有規律的生活，用高尚的精神產品，為陝西文史館館史增輝添彩。
（原載《三秦文史》2003年第2期）
五、論中東的戰爭與和平交往問題
當我審讀《中東國家通史·也門卷》之時，正是美英聯軍在伊拉克“倒薩”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海灣地區正成為世界上的最熱點，和它最臨近的也門，必然受到直接的影響。
最近，戰爭成為一個人們關注的問題，尤其是中東地區的戰火不斷，自然使人聯想起文明交往與戰爭的關係問題。上海《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3期刊登了該刊特約記者巨永明對我的一篇訪談錄，題目是《從“文明交論論”看中東衝突問題》。其中就涉及到這個問題。我在回答時，除了一般地從經濟、政治、民族、宗教、石油、地緣諸因素分析之外，主要從人類文明交往中的戰爭與和平兩種形式作了解釋，並且特別提到了用文明交往論為線索，正在陸續出版的13卷《中東國家通史》。
我是這樣回答的：“從中東曆史來看，戰爭形式是經常起作用。如果從文明交往的理論來看，無論戰爭也好，和平也好，都是文明交往形式的不同類型。就文明交往史實而言，中東地區不但是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而且長期以來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區之一。東西方文明在這裏交彙聚合，形成了文明交往的諸多獨特性。近現代以來，東西方文明交往在中東地區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戰爭成為交往的重要形式。戰爭的苦難纏繞著中東各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