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開物》是我國科學史上首次對古代農業和工業生產技術進行的係統而全麵的總結。此書出版後，很快刊行第二版，成為當時許多學者的參考書。從清初康熙到清末光緒的一百多年間，《天工開物》不斷地被一些著作所引用。清初官修的《古今圖書集成》有很多地方取自《天工開物》。這是《天工開物》入清後第一次被大規模引用。17 世紀末，《天工開物》傳入日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日本各界廣為重視的讀物，刺激了“開物之學”的興起。20 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語，至今暢銷。
雖然這本書的價值很高，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看樣子這本書的刊刻並沒有給宋應星帶來經濟利益。未付梓之時，宋應星對書的考證似乎已不太滿意，他說：“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到刻印的時候，他仍沒有擺脫“乏洛下之資”的情態，書的刊刻得益於友人塗伯聚的幫助。刊刻以後經濟狀況又是如何呢？市麵現有的研究資料提到這一點的很少，我們不便主觀推測。不過《宋氏宗譜》中的《宋應星行略》還有下列記載：“應星：祖承慶，父國霖。字長庚，行平二，邑庠生。明萬曆乙卯（1616 年）科第三名舉人。任分宜縣教諭、福建汀州府推官、江南亳州知州、滁和道、南瑞兵巡道。著有《天工開物》、《畫音歸正》、《卮言十種》、《美利箋》等書行世。生歿未詳。葬戴家園祖塋側。”對圖書刊刻後的經濟狀況同樣隻字未提。或許古人視言利為末道，不值一提。可對政治得失尤其讚美之辭，則絕對不會緘口不語。順治《亳州誌》卷九《職官誌》知州項下記載：“宋應星，江西舉人。視知亳州，值兵變之後，官署悉被寇毀。公捐橐更新，招集流亡。又買城南薛家閣，將建立書院於其所，惜誌未就而去亳。”
這些文字雖然是地方誌所載，但也是官方文件，不僅如此，如果知州因一部書曾受到過上一級政府嘉獎，地方政府在記錄中即使不大張旗鼓地美化、宣傳，也斷乎不會閉口不提。看古代皇帝諭旨，政府所表彰的往往不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自然科學隻是能工巧匠手造出來的“奇技淫巧”，不入官府視野。實際上，研究自然科學的人，隻是憑自己的興趣愛好，他們自己就不會奢望什麼。宋應星在《天工開物》的序言中表示，書的出版與仕途沒有任何關係，話語中雖有沉痛之氣，卻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客觀寫照。
研究任何學問都不當以私利為馬首，作為研究者的個人必須堅持這一點。但從政府的角度講，應該給研究者必要的回報，如此，研究才會成為一種風氣，才會彌漫開來，才會發揚光大。一個民族缺乏研究的動力，並不是這個民族的素質有問題，而是社會的價值取向所致。
科舉能在中國延續 1300 年，與科舉製度對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有關係，和科舉給個人帶來的益處也分不開。假如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們也受到如此禮遇，那就不會有科學隻有“術”，而無“學”的狀態。這一點，古今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