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重視曆史的國度，所以，人們經常翻閱曆史，品評人物。在讀史的過程中，可以獲得智慧；在品人的過程中，可以增加閱曆。正是在不斷地溫習曆史的過程中，中國文化獲得了一次又一次新生，這個民族的人們也越發成熟起來。
古人常說，以史為鑒，可知興亡，以人為鑒，可知得失。那麼，品讀曆史中的人物，就是從得失中看興亡，從興亡中窺得失。
《紅樓夢》中有一段評點古今人物的言論，其中有這樣一段比較具有“哲學味道”的話：“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
這段話用“氣”這個中國特有的哲學術語來解釋人物的善惡忠奸美醜。這是曆代對人物品評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認為人的身上有一種特殊的性格、氣質，這些特殊的成分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因素，比如時代、環境影響的，所以古人經常把人物按照某些標準分類，比如才子、名士、忠臣、酷吏、佞臣、遺民等等。
當然，人的性格中，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容易改變的東西，但是也應該看到，人的性格是有一個表現的過程的，那些根本性的性格特點，是通過不同的外在表象展現出來的，而這些外在表象，是和具體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而且，所謂根本性的性格，也並非天生如此，很多情況下，都是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中造就的。
春秋時代的晏子就說過一句雖然淺顯但卻蘊涵著深刻意味的話：“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同樣的一種東西，在不同的環境下生存，就會成長為迥然不同的兩種事物。
晏子說的是橘子，但他的用意是在說人。人的性格、想法、觀念、主張，也許有一些是天生的，但更多的部分是後天形成的，在特定的環境下不斷被灌輸、影響造就的。那些千古流芳的名人和遺臭萬年的惡人，他們也不是天生便有善惡的區別，而是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有著不同的經曆，最終造成了他們人生取向的差異。
——環境是一個無法擺脫的現實存在，就像人們難以擺脫地心引力一樣。
曆史環境，並不隻是一個時間上的場景，不隻是一個年代的坐標，而是一個豐富而又生動的現實社會。其實，曆史環境，就是曾經存在過的現實社會，而曆史人物，正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社會之中。但是，因為年代久遠，曆史環境越來越模糊，隻有那些名人的形象突兀地存在，好像海中屹立的礁石。所以，在回望曆史的時候，我們才會覺得那些人物的性格是不需要依托於什麼時代而存在的，是恒久不變的特質。
曆史時代，是一個綜合的生態圈，是這個曆史生態孕育了不同性格與特質的人物，如果沒有時代的打磨與鍛造，就不會形成風格迥異的各色人物。在曆史生態下，人物是曆史的人物，曆史是人物的曆史，兩者就像融為一體的雞尾酒，無法單獨抽離出哪個來單獨品談。
所以，我們所要呈現的，就是一個個在曆史生態中遨遊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收藏在博物館中的孤立的、冰冷的脫離了時代的名人標本。將一個人物放回他所在的曆史生態之中，就會看到以往我們所忽視的一些內容：
忠臣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是不是一定是好的？
在固定的政治秩序下，如何打破僵局，謀求個人的發展？
義正詞嚴的反對派，是不是真的願意為他所認為的真理獻身？
一個權傾朝野的人物，真的適合在政壇中生存嗎？
……
這些問題，看起來好像毫無道理，似乎根本就不用作答，但如果你把每個人物放回他們所在的曆史生態中，就會觸摸到那個時代的氣息，感受到人物在曆史中的徘徊和掙紮。這種看似另類的問題，實際上正是曆史生態中體現出的一種邏輯：在社會中，人都是矛盾地生存著，每個人都通過主動選擇或者被動接受，定下自己生命的基調，又在時代的碰撞下衍生出若幹的變奏。
我們不是要發掘出一些不為人知的名人隱私以供茶餘飯後的談資，也不是要炮製出一些翻案的文字來吸引讀者的眼球，隻是要讓已經隱去的曆史生態重新浮現出來，給大家看一段有生命的人物傳記。
稱之為另類，就是因為本書和以往的傳記關注點不同，在人物生平之外，要凸現曆史生態的存在，而並非刻意做什麼翻案文章或是標新立異的言論，那樣隻是給西施貼上胡子或者讓張飛穿上吊帶裙招搖過市，雖然可以引起一時的喧嘩，但不能帶來內心的震撼與思考。
編者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