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的文人學士，將道德的修養和品格的完善，視為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多少先賢曾立誓不飲盜泉之水，不食嗟來之食，進而把“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當成是上善的品格標準。
學識淵博的司馬遷，一直把先賢衡量品格完美與否的標準，當成是自己修養品行的目標。於是他不顧冒犯天子，替涉嫌叛敵的將軍李陵在剛愎自用的武帝麵前求情。這正是義理之所在，而司馬遷不愧是“威武不能屈”的典範。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直接導致司馬遷遭受殘酷的宮刑。自古以來，除了無力供養生計，或者甘心為奴的人，才不得不淨身做太監，此外，普天之下，是沒有一個男人會自願接受宮刑，成為一個不完整的男人。但司馬遷為了伸張正義，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也曾在生與死之間徘徊，幾度為了不堪受辱而欲輕生。然而最終，他選擇繼續生存下去。忍辱偷生，是否意味著他喪失了男子漢應有的氣節呢？司馬遷用一部不朽的巨著，給世人答案，向曆史證明。
《史記》，是一部真正偉大的著作，是一座無法逾越的豐碑。
曆史是一麵鏡子，是一個民族文化積澱的豐碩成果。中華泱泱大國，曆史源遠流長。注重對曆史的總結和借鑒，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良風格。對此，司馬遷的《史記》最是功不可沒。
在司馬遷之前，人們對曆史的研究，一致推崇孔子的《春秋》。然而，《春秋》的缺陷與不足，在《史記》問世後便凸顯了出來。由於它是對少數帝王的言行記述，所以無法完整重現整個中華文明曆史的全貌，再加上條目式的文字敘述，比起《史記》生動的筆法，顯得枯燥無味。
《史記》在曆史學著作的領域裏開創了一種全新的體例。作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具有兩個明顯的標誌性特征：
其一，《史記》記事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開始，直到當朝漢武帝時期，前後橫跨二千五百餘年，它把中華文明的源頭整理得異常清晰，讓後世之人，能輕易地從中華文明的各種演變中，尋找和總結出規律性的演化與教訓，這是此前所有著作都無法實現的。
其二，《史記》也呈現給後人曆史人物的真實麵貌。他們不是神，也不是工具，而是血肉豐腴的生命個體；曆史事件亦不是單純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的因果。司馬遷開創的紀傳體史學形式，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後世史學家，有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模板，甚至可以說，中國後世的史學家和優秀的曆史著作，都沒能超過這個範疇。
司馬遷的《史記》，還有另一項耀眼的成就，那就是研究曆史的方法。許多曆史著作，往往過於偏重帝王將相的事跡，而忽略了更多的社會群體。司馬遷卻站在一個特殊的高度，俯瞰社會大眾，關注民生以及社會群體對曆史發展的影響和決定性作用，真實體現了作者極為先進的曆史觀和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