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曆史的觀念也許是人和其他動物的最根本區別之一，隻有人才有曆史，因為他不斷地思考和反思自己的過去，曆史正是在這種反思的過程中呈現和確立起來的一種對於過去的特定觀念。這種習慣的來源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史前時代，在先民的生產和生活中，總是會有許多困惑，麵對這些困惑，先民一方麵是恐懼。另一方麵也有一種積極地努力解決問題的嚐試，人類正是在這種對於困惑的不斷努力和嚐試著解決的過程中發展和成長起來。就人類曆史的普遍情形來說，人們起初碰到的問題的性質主要是與生產有關的自然方麵的問題，但不同的地域由於環境不同，人與自然之間問題的表現形式與特征各異，人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因此各不相同。就中國先民的情形來說，他們在文明起源時期及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的主要問題是自然的四時天道變化規律問題，人們最初解決問題的嚐試主要通過圖騰崇拜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圖騰崇拜又幾乎必然地和祖先崇拜聯係在一起。一旦先民發展出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觀念，他們就不再僅僅是處理其當下現在的問題，而且第一次開始了對自身曆史的反思，並且希望通過這種對過去的反思取得解決當下問題的智慧。
因此，曆史觀念的產生直接就是為了當下現在問題的解決。人之優越於其他動物，就在於人的曆史觀念，人能夠在他的過去中學習著成長。動物雖然也是從其自身過去的經曆中掌握其生存本領，但它們隻能從自身或族群的狹隘和有限的經驗出發，尤其是它們的智慧傳遞管道總是單一而狹隘的。隻有人通過其曆史，才把這種學習及其成果傳遞的管道不斷拓寬，通過曆史，人不僅可以向他的直接前輩學習，而且可以把許多代以前的先輩的智慧作為己用，更不用說還可以從其他遙遠民族的曆史中汲取智慧。正是憑借這種不斷擴大和深化的曆史學習，人類的智慧才不斷地呈加速度增長，盡管人類所麵臨問題的性質也在不斷地向縱深發展。
但是人類這種向曆史學習的要求並不總是同樣緊迫的。在曆史發展的許多階段，人甚至隻要憑借曆史形成的習慣就可以很圓滿地解決其當下存在所麵臨的問題，這時候，曆史的意義就相對地隱沒了。隻有在人類麵臨重大轉折的時候，曆史的意義才充分呈現出來，在這個時候，人類就會搜括枯腸般反複回味、思考、審視他的過去。並試圖從中得到靈感和智慧。
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上，除卻文明形成之初的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階段，曆史意義的集中呈現大約有兩個大的時期。其一是西周開始到春秋戰國之際，其二則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這也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兩個重大轉折的時代。
從文明起源到夏商時代，中國先民所麵臨的問題一直主要是生存中的吃飯問題，即幼稚的人類如何在強大的自然麵前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問題，其性質主要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它尤其直接集中表現為生產中的曆法問題。這一曆史時期大致相當於西方學者所說的自然宗教階段，而我則寧願把它稱為中國曆史上的專家時代。專家時代的困惑主要是對於與生產有關的自然的困惑，對於這種對自然的困惑，除了運用在長期的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中積累起來的有限知識以外，祭祀和占卜是為了彌補這種在有限知識基礎上作出的決定而必然產生的心理不確定性而采取的有效補償措施，通過這一實一虛的兩手，人對於在生產中所要麵對的自然的不確定性就有了一種大致上越來越行之有效而且心理上也同時心安理得的解決辦法。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到現在為止本質上仍然是有關剩餘財產的分配和消費問題，這個問題在專家時代即使不是沒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專家時代落後的生產——這也是專家時代之所以產生的前提——和小國寡民使得其剩餘產品實際上是如此之少，以至於在對神和祖先表示感謝而奉獻祭品之後，也許根本上就沒有什麼有分配意義的剩餘產品了，所以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在當時還沒有充分呈現出來，社會生活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事，這也就是我們後世所謂的民風古樸，其實它是一個由於生產落後所以無爭的時代。
從西周開始，主要社會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與生產有關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探求，生產的規律性日漸呈現出來，這一問題的緊迫性於是開始淡出。隨著勞動剩餘產品的增加和專家時代的小國寡民日益被地廣人眾的大國時代所代替，本質上與勞動產品分配有關的社會生活秩序問題就日益成為社會生活的首要焦點。麵對這一新問題，周公的偉大智慧表現在適時而正確地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政治主張，西周“德治”標誌著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人文偏轉的開始，而“德治”的本質主要是對人與人的關係問題的前所未有的關懷和重視。不過在它的開始，“德”並沒有獲得其個人道德的意義，“德”的道德意義要到孔夫子的時代才真正呈現出來。由於專家時代的慣性和剩餘產品的有限性，“德”主要的是一種政治統治術，所以隻有統治者才與德有關，“德”與“禮”最初都隻在對剩餘產品有分享權的人群即貴族中才有意義，它們都是貴族的行為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