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作為一個“存在”
讀者，感謝您閱讀了它！
或許它沒有給您輕鬆和娛樂，是的，我得承認它不是一部快感的小說。
動筆之初我反複思考過這個故事，它想說些什麼呢？我怎麼會讓那一女人在第一章開篇即“聽見自己的身體撲通——響了一聲，倒在地上”？我思考中為她流過不少淚，望見那棵枝幹冠頂飄著陽光的樹，她尚存活在那樣“一片無限開闊的無比陌生的大地”上。
我的另一主人公，名叫孫誌福，我怎麼會讓他的魚塘被山洪衝垮了呢，崩潰了呢？！那是他生命的頂巔，最輝煌的頂巔，亦是他的至愛，如他愛的史淑芬，那片藍盈盈的水麵啊，如同女人身體一樣，可是它就那麼“宿命”地垮了。
還有，我所寫的另一個女人馬玉鳳，她怎麼會從一位縣委副書記，突然變成了一個卜卦算命的“仙兒”了呢？……
我這些情節都想說些什麼話語或什麼題目？我創作之先想到的一點也許它過於寬泛：即人是怎樣存在的。
西方哲學有一個詞謂之being，亦可譯為“是”，或“怎是”。人活著有各種存在方式，但我所認可而有意義的隻有一種，即康德所謂之的，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可以單純地用作手段，而唯有人不能，不能作為手段，人隻能作為一個“自在的、自為的、終極的目的”（《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4頁）。否則，他或她便是一種非存在的存在，便是悲劇。
遺憾的是，我的主人公無論是孫誌福還是史淑芬，他們都不懂得康德所說的那種存在。史淑芬或許非常朦朧不清地意識到了一些什麼，但是在她的生命所賴以存活的那段具有決定論的曆史段落上，即在她三易其嫁的遭際之後，我想象不出，她除了用自己的身體，下意識地表現出些許不明確的掙紮、反抗之外，她還能夠有什麼作為呢？
是的，在她的生存中不懂得什麼人作為“終極的目的”，她隻知他是她的手段，她也是他的手段。中國農民乃至中國人，極為認同的而又無奈的就是這一點，這一鐵的現實，即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在其痛度一生，不覺老之將至的時候，卻仍不知道自己痛在哪兒，悲劇源自哪裏。根本摸不著那條與自己生命意義攸關的“自在、自為”的尺子！他們隻意識到自己處在無以變更或無以擺脫的人際關係中，決定論的曆史關係中，所以說這“關係”即是他們的“存在”！
讀者，我想進一步闡釋我的小說的意圖和理性，我不能不提及薩特的那一哲學命題：“存在先於本質。”即人必得先有一種形式上的“存在”，而後才能有存在的本質。這個本質是他或她的自我創造，即通過“自由選擇”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這個其所創造的“怎是”才是人的本質。那麼，倘若把薩特的命題換言之，我們亦可說：沒有本質的存在即為不存在。
好長時間，我為我這部小說的題目苦惱著，一是我對這種“宿命”也尚未思考透徹，二是不知該給它起個什麼名目，總覺得無論起個什麼名都不能貼切。後來我想到屈原的《九歌·山鬼》，感覺到那個有著作者自喻的“女鬼”，在那“山之阿”苦苦等候著什麼人，但一直沒有等來，她自身也飄飄惚惚覺著自己若有若無樣，她所等候的那個人，她的生命價值的對象，實際上也不存在。我這時想，就把我這部小說叫做“若有人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