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春秋時期，《黃帝內經》的藥食理論“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肋，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為後世所推崇，並記載了如何運用食療藥膳來治療疾病。如治目不瞑之“秫米半夏湯”，其秫米就是食物高粱米；治血枯用“四烏鰂骨一藘茹丸”，其中雀卵及鮑魚汁皆為食物。又在《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載有“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以甘藥也”，也體現了寓治於食。
漢代，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中吸收了大量入方的食物，並創製豬膚湯、百合雞子湯、當歸生薑羊肉湯等食療代表方，體現了“食養為主，食治為先”的思想，將辨證論治和辨證食療有機地結合起來，為中醫食療學奠定了理論基石。
在此後醫家們以食為藥，以食代藥，以藥為食，以食療病，廣開法門。以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食治》所論最為精要，“為醫者當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還主張“凡欲治病，先以食療，既食療不愈，後乃用藥爾”。並在其《千金翼方·養性·養老大例》中強調“君父有疾，期先命食以療之，食療不愈，然後用藥。故孝子須深知食藥二性”。食物和藥物，用於治療疾病時兩者同時發揮療效，互用互補不可分割，食治具有藥療難以替代的作用，故曰“食當入藥”。這是孫思邈對藥與食的辯證關係的論述，他把食療放在第一的位置，認為食療者才是良醫，並提出“以髒補髒”的髒器療法，如以動物甲狀腺（鹿靨、羊靨）治療缺碘性甲狀腺腫，以動物肝（羊肝、牛肝）治療夜盲症等，將食療理論和實踐完整結合。
（三）第三階段—藥膳、食療、養生階段
宋以後，食療已經習慣化、係統化，甚至專業化，並走向膳食領域，日趨完善。由以元朝忽思慧撰寫的《飲膳正要》對後世影響最大，它把食飲養生與醫療緊密聯係在一起，大篇幅敘論諸飲食菜點，主副食及點心的配膳和烹製方法，並據此而說明其食療作用。從營養學角度提出了有關健康的保養之道，如“補脾胃，益氣力”的乞馬粥，“治陽氣衰敗，五勞七傷”的枸杞羊腎粥，“治虛勞，骨蒸久冷”的山藥粥以及麻子粥、馬齒莧粥等，均有滋補強壯、延年益壽和防治疾病的作用。可見其以“膳”為主，以藥（療）為輔，重在飲食美味，寓治療價值於飲膳之中，開創了藥膳新時代。
明清時期，食療養生的影響更為廣泛，大藥學家李時珍極重視臨床實踐，在其著作《本草綱目》中大量收集了前人及民間的食療方法、食療經驗等，闡明食治對治病養生的重要性。民間有李時珍采藥會壽星的傳說。當李時珍問他有何延年之道時，老隱士指著竹背簍裏的木耳和胡蘿卜說：“山野之人能吃什麼？我是常吃這胡蘿卜燴木耳。”此後，李時珍反複試驗、應用，證實了食用胡蘿卜燴木耳特別有益於人的肝髒、心髒的健康，常食延年益壽。在當時食療並非是獨醫家尊崇，各業俱重視，如朱棣等編撰的《普濟方》是明初以前記載藥粥最多的書籍，劉伯溫《多能鄙事》、朱權《臞仙神隱》以及萬曆進士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等書中均有記載，可見食療養生影響廣泛。
清代曹庭棟對藥粥的研究頗有獨到之處，在其編撰的《老老恒言》中列舉養生治病的藥粥100種，根據“調養治疾功能深淺”分為上、中、下三品，十分適於老年體虛者啜用，“亦能體強健享大壽”。在這一時期百姓的飲膳水平普遍提高，宮廷的飲膳自然更上一層樓，特別是食療藥膳盛行，這在《清宮秘方》《清宮食譜》及《清宮醫案和醫方》中都有不少記載。
改革開放以來中醫食療、藥膳與中醫藥事業一樣，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當我們漫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可見生意興隆的食療藥膳飯莊；在商場購物時，花樣翻新、美味適口的中醫食療保健品琳琅滿目。它與飲食文化完全融為一體，自動自覺地回到了“藥食同源”的議題上來，同時擺脫了服食的神秘感，走上了以科學為基礎的食療之路。以上概述了中醫食療在飲食文化大背景下的曆史發展過程，從食養到食治，再發展為藥膳，最後到現代的食療，是一套完整的、有理論、有方法的以飲食為主的醫療保健體係，現代的科學的食療原理，先進的製作流程將推動食療文化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