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量去了解別人，而不要用責罵的方式。設身處地地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比批評責怪要有益得多，而且讓人心生同情、忍耐和仁慈。
1931年5月7日，紐約發生了一樁前所未有、駭人聽聞的圍捕格鬥！凶手是個煙酒不沾，叫“克勞雷”的罪犯，他是個雙槍殺手。警方經過幾周的搜捕，最終在西末街——他情人的公寓裏將他抓獲。
150名警方治安人員，把克勞雷包圍在他公寓頂層的藏身處。他們在屋頂鑿了個洞，試圖用催淚毒氣把克勞雷逼出來，並在四周的建築物上架上槍。一個多小時後，紐約市這個原本清靜的住宅區內，響起一陣陣的驚心刺耳的槍聲。克勞雷藏在一張堆滿雜物的沙發後麵，用短槍接連的向警方人員射擊。無數的市民懷著緊張不安的心情，觀看了這幕警匪格鬥的場麵。這是紐約市從未有過的場麵。
當克勞雷被捕後，警察局長馬洛裏說：這個暴徒是紐約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個罪犯。並說：“克勞雷他殺人，就像切蔥一樣……連眼睛也不會眨一下。”
可是，“雙槍殺手”克勞雷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呢？當警方人員圍擊他藏身的公寓時，克勞雷寫了一封公開的信，信中這樣寫著：“在我外衣下掩藏的是一顆疲憊的心——一顆仁慈的、一顆不願意傷害任何人的心。”信上留著他鮮紅的血跡。
事發前不久，克勞雷還在長島一的條公路上駕著汽車跟一個情人調情。當時有個警察，突然走到他停著的汽車旁邊，說：“請出示你的駕駛執照。”
克勞雷不說一句話，拔出他的手槍，就朝那警察掃射，警察倒地而死。接著他從汽車裏跳了出來，撿起那警察手槍又朝他的屍體放了一槍。這是克勞雷所說：“在我外衣下掩藏的是一顆疲憊的心——是仁慈的、不願意傷害任何人的心。”
克勞雷最後被判死刑，行刑前，你想他會說：“這是我殺人作惡的下場”嗎？不，他說：“我是為了自衛，才這樣做的。”
也就是說克勞雷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的錯，他絲毫不為自己的行為而懺悔。
再聽聽下麵這些話：
“我將一生中最好的歲月給了別人，為他們獲得幸福，而我所得到的隻是侮辱，一個亡命之徒。”這是美國的第一號公敵“卡邦”說的，他是橫行在芝加哥一帶一個窮凶極惡的匪首。可是，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造福於民的人，隻是個被人誤會而已。舒茨也曾如此。他接受新聞記者采訪時說，他是一位有益於民的人。其實，他在紐約是個令人發指的罪犯，因江湖恩怨被同類殺死。
就這個問題，我曾經和華賴·劉易斯有過幾次通信。他是星星監獄的獄長，他說：“在星星監獄中，很少有罪犯承認自己是壞人，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會為自己辯解。他們會這樣告訴你，為什麼要撬保險箱，為什麼開槍傷害人，甚至辯護自己反社會的行為，他們總能找到各種理由，結論是：他們根本就不應被關起來。
就連卡邦，克勞雷及監獄中的暴徒都不曾為自己的行為自責，那我們又如何強求一般的人呢？
已故的華納梅格曾承認說：“三十年前我就明白，責備別人是愚蠢的行為，我並不抱怨上帝將智能分配有均，我對克服自己的缺陷已感到非常吃力了。”
華納梅格早就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在這古老的世界上，盲目地行走了三十多年，然後才豁然領悟……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沒有人會為了任何一樁事情來批評他自己，無論錯誤到怎樣的程度。
著名的心理學家斯金勒通過動物實驗證明：因好行為而受到獎賞的動物，它學習得更快，也更持久；因壞行為而受到處罰的動物，它學習的速度和持續力都比較差。這個原則用在人的身上也一樣。心理學家漢斯·赫爾說：“更多證據顯示，我們都怕受人指責。”
因批評而引起的怨憤，常常使親人、朋友情緒低落，對改變事實卻毫無益處。
俄克拉荷馬州的喬治·約翰遜是一家公司的安檢驗員，他的職責之一就是檢查工人有沒戴上安全帽。據他報告，每當發現工人作業時沒戴安全帽，他便利用職務權威要求工人改正，但結果是受批評的工人很不高興，等他一走開，他們又不戴上帽子。
後來他決定改變工作方式。當他再看見這類情形時，就會問工人帽子戴起來是不是不舒適，或是帽子尺寸不對，然後再和藹可親地提醒不戴帽子的危險性，再要求他們最好還是戴上。這們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工人也很容易愉快地接受。
從上千頁的曆史中，你可以找出很多很多，指責無效的例子。羅斯福和塔夫特總統那著名的爭論導致共和黨的分裂，而使威爾遜進了白宮，使他在世界大戰中建立功勳，改變了曆史的趨勢。
讓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