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了貧困的孩子們
我曾在工廠裏幹過13年，那時學會了攝影，很發燒，開始拍照片光注意技巧，拍出來是美的、甜的，也獲過一些獎。後來看國外一些大師的作品，發現他們喜歡拍那些苦兮兮、反映社會問題的片子，他們關注人的命運，他們的作品即使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也留下了曆史的記錄，具有社會意義。所以後來我就想轉向，從拍那些唯美的東西，把鏡頭轉向普通老百姓，尋找自己的強項和主題。有一段時間我專跑貧困的老區山區，所見所聞讓我感觸很深。
由於時代原因，我自己讀書不多，讀完初二就去當兵，上學時也很困難。記得我6歲時，在北京工作的父母曾送我去河北農村呆過，在一所四麵漏風、破破爛爛的小學校裏念過一陣書，全校隻有一個老師，教完前麵孩子的拚音，又教後麵孩子的珠算。7歲我回到北京上小學，是1958年，當時家裏有八九個孩子，我父母的工資加起來不到一百塊，每次領到工資，我媽都先把我們幾兄弟的學雜費分出來包好，開學時讓我們第一個交給老師。有一次媽把包好的兩塊五毛錢給了我，我路上和同學玩沙土，結果把錢弄丟了。回來後，我媽哭著讓我跪了一宿，她說：你要給我記住，這錢我們丟不起。
此後，我再也忘不了我媽在煤油燈底下數錢、給我們包錢那情景，為了省錢，那時我家不用電燈，還點煤油燈。
但是我在一些農村看到的，比我過去還慘。在甘肅會寧縣，我看到一群人，一副無所事事的懶散樣子，眼神都是呆滯的，原來他們沒上過一天學，他們都沒有成家，一群沒有一點文化的光棍兒。我覺得我沒法幫他們了。我隻能拿著相機幫那些七八歲、八九歲，仍然還背著草筐、拉著山羊的孩子。如果沒人幫他們，這些孩子再過三五年，又是一批文盲，而他們不是不想上學，他們是沒有條件。
對於我拍的這種題材，有人說容易犯忌，淨拍土、髒、破、舊、老、少、邊、窮，是不是太灰色？我不這樣認為。我不是專要拍那種拖著鼻涕、衣衫破爛、慘兮兮的東西，如果那樣我們這個民族根本沒救。我是要在困難中找一種精神。大家看我的照片，都說我拍的孩子的眼睛都很亮。對，我特別找那些大眼睛、亮眼睛的孩子，這是我要表現的點。這些孩子，隻要有個機會，你給他一點陽光，他就燦爛，你隻要讓他們上學，給點雨露，他就滋潤。
我這人本來就愛動感情，剛開始接觸一些苦孩子時，特別受不了，動不動往外掏錢，但我也知道一個人渾身是鐵，能打幾顆釘？要靠喚起全民族的共識。
到現在，我關注貧困地區教育問題已經8年了。我拍過的第一批失學孩子，接受救助後，現在已經上了中學。可以說，我拍過的所有孩子後來都上成了學。我曾經拍過一所貧困學校，發表後有人打電話來問是不是真的，我說是真的，後來那人給了42萬元，幫助建了一所新學校，聽到這樣的消息，我感到很滿足。我拍過的蘇明娟，1998年被推為共青團十四大代表，會上大家都想與她合影留念，有1400多名代表分別和她合影，我覺得這是一種感情。她還被選為十四大團中央的候補委員。當大會上宣布她的名字，選舉通過時，我心裏想：蘇明娟是一個代表和象征，在她身上體現了全國人民對失學孩子和農村那些孩子的一種期望和關心。
二、一杯牛奶
一天，一個貧窮的小男孩為了攢夠學費正挨家挨戶地推銷商品，勞累了一整天的他此時感到十分饑餓，但摸遍全身，卻隻有一角錢。怎麼辦呢？他決定向下一戶人家討口飯吃。當一位美麗的年輕女子打開房門的時候，這個小男孩卻有點不知所措了，他沒有要飯，隻乞求給他一口水喝。這位女子看到他很饑餓的樣子，就拿了一大杯牛奶給他。男孩慢慢地喝完牛奶，問道：“我應該付多少錢？”年輕女子回答道：“一分錢也不用付。媽媽教導我們，施以愛心，不圖回報。”男孩說：“那麼，就請接受我由衷的感謝吧！”說完男孩離開了這戶人家。此時，他不僅感到自己渾身是勁兒，而且還看到上帝正朝他點頭微笑，那種男子漢的豪氣像山洪一樣進發出來。
其實，男孩本來是打算退學的。
數年之後，那位年輕女子得了一種罕見的重病，當地的醫生對此束手無策。最後，她被轉到大城市醫治，由專家會診治療。當年的那個小男孩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霍華德·凱利醫生了，他也參與了醫治方案的製訂。當看到病曆上所寫的病人的來曆時，一個奇怪的念頭霎時間閃過他的腦際。他馬上起身直奔病房。
來到病房，凱利醫生一眼就認出床上躺著的病人就是那位曾幫助過他的恩人。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決心一定要竭盡所能來治好恩人的病。從那天起，他就特別地關照這個病人。經過艱辛努力，手術成功了。凱利醫生要求把醫藥費通知單送到他那裏，在通知單的旁邊，他簽了字。
當醫藥費通知單送到這位特殊的病人手中時，她不敢看，因為她確信，治病的費用將會花去她的全部家當。最後，她還是鼓起勇氣，翻開了醫藥費通知單，旁邊的那行小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不禁輕聲讀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