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王朝，到道光年間，被英國人用鴉片和槍炮打開了大門。一紙《南京條約》不但使兩千一百萬白花花的銀兩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還割去了香港，泱泱大國的大門從此洞開，任由強盜自由出入。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於鹹豐九年八月一直打到了紫禁城，又是一番賠銀、割地，在這一刻，中國的曆史被釘在了恥辱的十字架上。其後，甲午戰爭的失敗，八國聯軍的威逼，侵略者的兩次割地狂潮，使得偌大一個中國遍體鱗傷。與此同時，太平軍蓬勃興起於大江以南，撚軍縱橫馳騁於中原大地，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與各地的天地會也舉起棍棒刀矛，燃燒著起義的熊熊烽火。滿清王朝麵臨著“內憂外患”，在風雨飄搖之中苟延殘喘。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地主階級的緊急任務便是“自救”。否則，“天朝大國”便將永遠成為統治者記憶中的夢幻。
在約半個世紀的曆史進程中，一大批的誌士能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地主階級官僚和士人投身戎伍，尋求著自救的道路。曾國藩則是這一次地主階級大自救活動中的堅韌的探索者和旗手。
曾國藩為挽救大清的危亡命運，基本舉措有三條：
一是針對綠營軍的腐敗無能，大刀闊斧地進行軍事改革。利用在老家辦團練的機會，組建了一支新的軍隊——湘軍。這支軍隊在曾國藩的苦心經營下，用了十年的時間平定了太平天國，除掉了清廷的“心腹之患”，挽救王朝大廈於傾危之中。
二是整頓吏治。他曾先後七次向鹹豐皇帝上疏要求“轉移”那些政績平平、辦事不力的官僚，重新選用官員，進行大換血，使吏治清明。
三是引進西洋先進的科學技術。
第一次鴉片戰爭，曾國藩深深為洋人的堅船和利炮所折服。為此多次向朝廷建議購買戰船和火炮，裝備湘軍，為剿“叛逆”所用。
鹹豐三年十月，太平軍西征軍圍攻武昌，局勢十分危急，而就在這個時候，清廷諭令正在衡陽練兵的曾國藩，“趕緊督帶兵勇炮船，駛赴下遊會剿”。曾國藩考慮到要想保住武漢，進而保住湖南、湖北，就必須多準備大炮和船隻，才既能堵截，又能殲滅敵人。曾國藩抓住這個機會申請“截留粵餉四萬餘兩，作為籌備炮船之費”。這個時候，他所說的“船”，是他於衡陽、湘潭兩處所設立的造船廠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則是兩廣總督葉名琛奉命先後為他買到的六百尊洋炮。曾國藩在奏折中說：“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貨，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湘潭、嶽陽兩次勝利，就是憑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於鹹豐四年七月又上奏，請求購買洋炮裝備湘軍。
曾國藩不但買洋炮，而且還仿製洋炮。他奏調浙江候補知縣龔振麟專門負責仿製洋炮。後來，裝備湘軍的洋炮達到了千餘尊。這些大炮在平定太平軍的過程中發揮了無比的威力與作用。
“洋船”進入曾國藩的政治生涯，則已到了鹹豐十一年六月。
英國人赫德、法國人哥士曹願意協助清政府購買外國火輪，時任議政大臣的恭親王奕等奏請購買數十艘，駛入長江堵剿太平軍，事下曾國藩及兩廣總督勞崇樂等人妥為議籌。曾國藩乃於七月十八日上《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大發議論說：
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恃己之所有、誇人之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雲南銅斤未曾解京之時，皆給照商人，采買海外之洋鋼，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年，並無流弊。況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叛逆，可以勤遠略。
這段話表明了曾國藩對國外先進技術的態度，至少有三點：一、主張“拿來主義”，將外國“所獨有”的拿來，為我所用，使“獨有者”不再獨有，“罕見者”不再罕見；二、不但主張購買，而且主張“試造”，隱隱約約成為我國後來創建新式造船工業的最初萌發；三、主張“中外貿易，有無交通”，發展對外貿易往來。曾國藩所提出的主張，在後來被逐步實現，曾國藩的某些觀點和主張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工業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