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會議上，圍繞香港電影的類型片研究呈現出多麵性。海內外學者分別就香港電影中的黑幫片、青年電影、賀歲片和酷兒電影展開了討論。北京電影學院鍾大豐教授認為，香港黑幫片中的“黑道”其實暗含了對正統社會準則的否定和反叛，因此才會成為商業類型電影反複表現的題材。電影中對於“黑道倫理”的表現重點在時間軸上發生了一係列演變，大致以“情義—欲望—權力關係”為變化線索。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周學麟教授在《遊走在天台的青春：當代香港電影中青年電影的邊緣化研究》的發言中，圍繞“房頂”、“青春”、“邊緣”三個關鍵詞展開分析。“房頂”的影像美學表現出空間的開放自由、規章製度的“缺席”以及潛在的危險性，三者都與青年電影的邊緣氣質相吻合。香港大學LAWYukwaFiona通過分析《大話西遊》、《東成西就》等香港賀歲片，指出上述影片在表現愛情、喜劇等元素的同時，還蘊藏著對於家庭影像的構建。《大話西遊》就是一個東方版的《奧德賽》，尋求一個歸家的旅程。而影片中盤絲洞、土匪窩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臆想著“家”的符號。香港教育學院NicholasY.B.Wong通過對《出埃及記》和《神探》中警察形象的分析，探討了1997年之後處於危機中的男性焦慮氣質，從而顛覆了以往香港電影中男性中心主義的影像邏輯。銀幕上自信、激進、陽剛的男性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男性在危機中“死去”。澳門大學陳時鑫教授以1952—1986年間邵氏出品中的酷兒電影為例，分析了中國式酷兒電影中糅合的奇怪、驚奇、奇跡及奇異的“奇情”（QiQingRomances）手法，並概括出“奇情電影”的一些範式，如“人＋人”、“人＋神”、“人＋仙”、“人＋妖”、“人＋鬼”及“人＋人/鬼”等，而影片的“超界愛情”隱喻了對社會現實的反抗。
明星、身體、媒介與獨立影像
作為一種流行的社會文化現象和工業製度，明星研究是近年來華語電影研究中的一個新興課題。中國藝術研究院丁亞平研究員在《華語電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轉移軌跡》的發言中，通過研究中國不同時期的三個著名女明星，描繪出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化的軌跡。《廬山戀》中的張瑜是傳統意義上的大眾情人，女性形象在作為“被看的對象”之外，還需要根據角色的不同而被賦予一些相應的審美判斷或標準。從《紅高粱》中走出的鞏俐是作為傳統東方文化及想象的承載物而出現。當今華語影壇最走紅的章子怡則是完全按照電影工業和明星機製打造出來的產品，這是包裝時尚明星的成功案例。從張瑜到鞏俐再到今天的章子怡，她們分別對應了身體性的曆史展示、一種假想的情色奇觀以及純粹符號化的快感凝視。上海戲劇學院張仲年教授在《章子怡明星之路的特殊與普適》中認為章子怡的出現源自中國明星製的現實需求。中國占世界上數量最多的熒屏和銀幕為青年演員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廣闊平台。上海大學影視學院黃望莉博士在《被編碼的明星：華語電影中“明星”整合現象研究》的發言中指出，要想在新環境下理解兩岸三地的中國電影，必須用“華語電影”的概念進行整合性思考。兩岸三地明星的多向流動與整合也促成了區域間文化差異的消弭，並形成多種文化形式的共融。隨後她從細節著重分析了明星編碼在電影表意係統中的重要性，從而得出結論，即兩岸三地間明星的整合現象消弭了人們長久以來所形成的區域文化的隔膜，在彼此寬容和接納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起廣義的華語文化村落。
《色·戒》無疑是2007年華語電影國際旅行中最重要的一個事件，吸引了海內外與會者的研究目光。法國裏昂第三大學助理教授科拉多·耐希（CorradoNeri）對《色·戒》與《天明》進行細致的比較閱讀，試圖為《色·戒》中的女主角形象賦予電影史的經典意義。韓國聖公會大學的SuHyunKim則運用通俗劇（Melodrama）及精神分析學的“凝視”（Gaze）概念對《色·戒》進行文本解析。她指出《色·戒》中的女主角始終處於國家、公眾及男主角的“窺視”之中，但女主角的欲望與國家欲望並不一致，她在不斷逃離這種“窺視”的掌控。這部影片隱含了一種女性試圖逃離他人凝視的欲望，不同於傳統的“大團圓式”劇情，《色·戒》中女主角臨死前的微笑正是代表了這種欲望的變遷。福建師範大學顏純鈞教授客觀地評價了華語電影中由“性場麵”引發的諸多文化事件。從電影本體的意義上講，電影和“性”之間存在一種或然性關係。根據不同的題材內容與表現需要，性的元素可能被調用，也可能無需被調用。與過去的斷然禁絕相比，當代華語電影對性的涉及有了更多的選擇。一批優秀影片借助於性元素描繪出社會生活的急遽變動。而有趣的是，政府對涉性鏡頭內容的刪減與廣告媒體的大肆宣傳形成了一種矛盾，這也從一個側麵證明了電影審查的無效性。在麵對電影中的“性”時，審視其是否出於藝術追求，考量其是否符合藝術規律顯得尤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