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肇鵬
鹽亭蒙文通先生（1894—1968）早年就讀於四川國學院（後改為國學學校），師事廖季平、劉申叔。廖氏為今文經學大師，劉氏四代傳經，治《春秋左氏傳》，為古文經師。廖平撰《今古學考》，以禮製判今古，而今古文之分粲然，於經學上貢獻頗大。以今文主《王製》，古文主《周官》。因撰《王製集說》，使今文有所宗統。申叔受廖氏學術影響，撰《西漢周官師說考》，使古文有所宗統。蒙先生秉承兩師之說，會通今古，而又有所創新發展。
蒙先生知識麵廣，博通經、史、諸子，兼涉佛、道二藏，而尤深於經學。蔡方鹿教授梳理蒙先生經學凡四變：一、以齊魯為今文學，梁趙為古文學；二、破棄今古家法而上宗周秦儒學；三、漢代今文經學乃融會百家，綜其旨要的新儒學；四、認為漢代董仲舒之今文經學乃迎合漢代帝王專製，是變了質的儒學，並非孔子學術真諦。蒙先生承廖季平先生經學思想，披沙煉金，加以闡發。廖先生經學思想先後凡六變，四變以後，頗涉誕妄，而以二、三變為精卓。蒙先生經學思想凡四變，也以二、三變為精卓。因為比較符合曆史實際。
先秦學術為百家爭鳴的局麵。秦漢以來，建立了統一的封建製度。隨著政治上的統一，思想上也要求統一。漢武帝罷黜百家，定儒術於一尊，正是曆史的必然。今古文經學都是漢代的學術，先秦是沒有的。自漢以後，儒家經學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的統治思想，經曆兩千多年，直到清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有大的變化。因此蒙先生說：“先漢經學為子史之中心，亦中國文化之中心。”我們也可以說經學為中國文化之根柢，不了解經學，就不能了解中國文化。
廖季平先生說：今文為哲學，古文為史學。乃不易之論。蒙先生承其師說，由經入史，又由史返經。所以蒙先生在史學、哲學上均有一些獨到的見解，有所創新，發前人所未發。
宋明理學乃儒學之發展，自朱子編定《四書》，撰《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成為南宋以來的“新經學”。其地位超過《五經》。蒙先生博學深思，他對理學雖沒有什麼專著，隻留下一些零星的劄記和在幾封書劄裏講到理學，但他自謂“諸學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學”。理學是儒者出入佛、老，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理學是融攝佛、道，綜歸儒家，是儒家哲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思想體係。蒙先生認為理學不是聞見之知，而是德性之知。隻有在躬行實踐、涵泳省察、長期磨煉中才能深造自得。用馮友蘭先生的話說，隻有通過學習哲學才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哲學不是空談的，而是供人“受用”的，隻有通過實踐鍛煉，才能提高道德修養，才能有所體悟，才能獲得德性之知，才能深造自得，得到“受用”。蒙先生對理學雖講得不多，隻是語錄式的幾句話，但意蘊深厚，值得深入研究，加以發掘。
餘嚐謂川籍學人，唯蒙文通先生會通今古，賀自昭先生學貫中西，皆卓然成一家言。然對兩先生學術研究者不多。學術本無地域、國界之局限，但四川學者對於鄉賢之思想、蜀學之研究更是責無旁貸。今蔡方鹿教授及劉興淑同誌撰《蒙文通經學與理學思想研究》一書，實為闡發蒙先生學術之專著，弘揚蒙學，此其嚆矢，希望能看到更多、更新的著作出現，喜而為之序。
2005年7月7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