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當前，我國人民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積極穩妥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持續不斷地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不懈努力。盡管某些戰線、某些部門、某些單位和某些人的艱苦奮鬥的觀念比較淡薄，有的不但自己貪圖安逸，追求紙醉金迷的生活，視艱苦奮鬥為畏途，或者置艱苦奮鬥於不屑，而且千方百計推行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宣揚其及時行樂的人生觀、價值觀。盡管如此，在我們的國度裏，在革命隊伍裏仍然有千千萬萬黨的堅強衛士，諸如鄭培民、牛玉儒、任長霞、宋魚水、張雲泉、楊業功、侯祥麟等優秀黨員幹部，他們不僅以自己的艱苦奮鬥精神贏得了人民的尊敬與愛戴，而且還以自己崇高的品質、光輝的榜樣以及在五彩斑斕的誘人的生活中，在“金錢萬能”、“財富決定命運”的現實中經受住各種考驗。他們以共產黨人特有的性格戰勝了來自各種渠道的名譽、地位、金錢和美女的誘惑，成為堅強的有口皆碑的革命戰士。他們把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民族的利益不懈奮鬥作為自己的人生最大價值，把艱苦奮鬥作為保持黨和人民群眾血肉聯係的紐帶，把追求安逸、貪圖享樂、講排場、比闊氣、圖虛榮，視為敗壞黨在群眾中形象，脫離群眾、滑入腐敗墮落的恥辱。史料顯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每天隻有5分錢的菜金，分享一樣的夥食尾子。延安時期，毛澤東、朱德不僅發動和領導全黨全軍的大生產運動，而且還親自開荒種地，背簍拾糞，周恩來、任弼時還撚棉紡紗，成為紡織能手。2005年除夕，溫家寶總理在山東濟寧、荷澤與農民一起過春節，溫總理仍然穿著10年前那件冬裝。這些感人肺腑的事實說明，黨的領導人的儉樸作風和模範行動是堅持和發揚艱苦奮鬥作風的無聲命令，直接影響著黨風和時代風尚。
奮鬥改變中華，自強雄立世界。19世紀初，拿破侖有一名名言：“中國是東方一個沉睡的巨人，它一旦醒來，就會震撼全世界。”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誌指出：“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苦勞動。”1964年秋，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麵對長漠戈壁上的擎天雲團，西方一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斷言：“那不僅僅是火紅的雲團，更像是舉起的拳頭，是中國人用能力和誌氣攥成的拳頭。”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同誌向全國發出號召：“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2003年10月15日，神州5號載人航天飛船發射成功。11月，胡錦濤同誌指出：“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的圓滿成功充分表明，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智慧和偉大創造力的民族，是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
艱苦奮鬥是立身之寶，強國之寶，是民族振興之寶，也是政黨的自強之寶。
第三節恥於驕奢淫逸
一、觸目驚心的奢侈生活
驕奢淫逸是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集中反映，主要表現為享樂主義。
享樂主義是剝削階級的道德原則和人生觀。這種主義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把各種道德要求的全部內容歸結為得到快樂和避免痛苦，認為人生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個人的物質生活享受，而忽略了人的社會屬性，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是財富創造與分配、集中與分散的必要條件，也是“大款”與“富豪”產生的必要條件。當今許多發達國家的人民深知這層關係，所以當自己成為巨富和“大款”後，原則上從兩條渠道回報於社會，一是把其中的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一是按規定交納稅款，個人及其家人能支配和享受的則隻有少部分。而在中國的當前，情況卻不完全相同。一是有些人越富有越不願捐款，所以我國的慈善事業在國際上一直處於劣等地位，二是有些人越富有就越想逃稅、偷稅和漏稅，甚至把偷逃稅款看成是自己聰明才智的表現。有的黨員幹部甚至在這種人生哲學的指導下放縱自己的欲望，把某些大款那種出入聲色場所、一擲千金、燈紅酒綠、依紅偎翠的生活作為自己效法的樣板，卻不知道自己已經喪失了共產黨員的應有的品格。
誠然，財富並非罪惡，在市場經濟浪潮中，公民合法致富，是國家和政府所鼓勵和提倡的。但如果因此而毫無顧忌揮霍財富的“富人”，是不會得到大眾的尊重和認同的。因為他們的言行舉止都是與“驕奢淫逸”聯係在一起的。
古人有“安貧樂道”的說法，又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倫理。這就把精神的、理想的追求看得比物質追求更重要。這是儒家的一種價值觀點。孔子曾發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等慨歎，強調的也是同一意思。
孔子的這種“安貧樂道”精神，在今天的中國說的人多，做的人少。有的限於條件，對富有者雖存羨慕，但無力效法，隻好安其貧，樂其道；有的盡管無力回天，半輩子過著困頓痛苦的生活，卻也違背良心，信口雌黃自己過上了“小康”生活，滿身散發出“阿Q”的神氣；而大部分卻聽其自然，認定命苦，掙紮著改變命運而終無結果；隻有少部分人刀槍為伍，劫富為生，偷盜搶扒，攪亂治安。富有者呢？請看報載的一組事實：1188萬元的“賓利”（轎車）在上海展出不到兩周，就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開走。而888萬元的“賓利”在北京幾個月之內就開走了3輛。最初預計在全國的年銷售量是10輛，其結果呢？僅僅一年，通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家專賣店，已經售出85輛。“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能說中國人不富有嗎？
路易威登[L?V]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帝國。路易威登從1992年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陸續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大連等城市開設了專賣店，中國消費者目前已成為路易威登全球第五大客戶市場，如果加上中國遊客在海外市場的購買量，則可以升為全球第四大客戶市場。
再看看其他高檔商品的銷售量：588萬元的勞斯菜斯上海店開業4個月賣出了6輛；由英國王室成員專用、被譽為“奢侈手機”的鉑金手機，第一台到貨的當天下午就被一浙江商人以24萬元買走；南京一家叫做“金碧輝煌”的娛樂城，推出了50萬元一張的貴賓卡，才推出就有人預定了這種天價貴賓卡；西安展出了一雙鑲嵌了278顆天然鑽石的女靴，標價為98萬元。前麵提到，有人還別有用心用黃金作紙印製了200冊《鄧小平文選》，其實質是將鄧小平作為賄賂贈品，玷汙了鄧小平同誌的光輝形象。
在吃的方麵，西安一桌豪華“天龍禦宴”吃掉36.6萬元人民幣，折合黃金8斤，還有重慶的“美女盛”、全國各地的極品年夜飯、“滿漢全席”……等等，每桌均在10萬—20萬元之間。窮奢極欲的人們，已經露出饕餮天物的猙獰麵孔。他們張開的血盆大口不僅吃掉了大量由人民交納的稅款，而且還吃掉了某些專為當官人設計的財政預算飲食綠卡。這些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招待其上司或親朋好友，吃不完的或拿或送，整瓶整瓶的高檔酒，整條整條的高檔煙，他們像坐地分贓一樣先由“師級”幹部帶到車上，然後再回來助興，摟抱佳麗。有些黨政機關吃垮了所轄附近的餐館，有的鄉鎮財經困難，但“吃”不能放棄，更不能寒酸，於是隻好“吃”了後付款，甚至“吃”了不付款，一個餐館被吃垮了，又一個餐館被吃垮了。有人估計，在全國被黨政機關“吃”垮的餐館在10萬個以上。
在賣淫嫖娼方麵更是中國的一大頑疾。有人統計，在全國從事賣淫的和靠此職業為生的人數至少在300萬至500萬人。由於人數過多，其職業比起殺人、放火、搶劫、強奸、販毒、吸毒等對社會的危害來說又相對安然，國家既拿不出大量的資金又抽不出大量的人力來解決這一問題，所以掃黃打非隻好停停打打，亦真亦假。盡管如此，但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那是無法回避的。
更為可怕的是以驕奢淫逸為腐蝕劑而腐蝕人們意誌和靈魂而產生的對黨對民族對國家的前途和信心的喪失。對黨政幹部國家公務員來說，他們中酷愛驕奢淫逸者當然是少數，但這些人有職有權，所以能量大影響麵廣。但由於有職有權，所以常常在暗處在背地進行暗箱操作，其部下和周圍的人隻能聽其指揮，以至於自己卷入了某個案件還睡在鼓裏。這些人每天苦於待命之中，工作毫無積極主動可言。
二、驕奢淫逸者的矛盾心理和殘留的民族劣根性
誠然，一些當官的在一起也怨聲不止，顧慮重重，整天思慮怕別人把自己也列入“貪”的行列而憂心忡忡。有這種“怕”的人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終究或多或少，染指了不義之財，或者曾經誣陷過別人，懂得在這個世道上那“楊乃武與小白菜”的類似案件曾經是自己的傑作。他們一怕案件被翻供，二怕所占不義之財被暴露，三怕自己的同夥下水，四怕自己的仇人掌握秘笈，所以整日裏包袱重重，如坐針尖。吉林巨貪李鐵成，曾任***縣委書記，在其《悔罪書》中寫道：“這錢是送給縣委書記的，不是送給李鐵成的，換成宋鐵成，也照樣送。我調任白山市，任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職務雖然升了，但由於失去了縣委書記的權力，原來的下級幹部卻再也沒有給送錢的了。”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是一個“五毒俱全”的腐敗分子，案發後被判極刑。他在《悔罪書》中寫道：“過去，黑白電視機都買不起，而今有了彩電還要追求寬屏幕的，有了不少錢還要囤積，也不知要那些錢是為了什麼？現在，才真正認識到，錢財是身外之物，害人太狠。錢少一點，可以催人向上，打掉頭腦裏許多私心雜念；錢多了，就容易走歪門邪道，將你葬身其中。這種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東西對我及一家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由此反思，改革開放越深入，經濟越發展，個人世界觀的改造越要抓緊，須臾不可放鬆。否則，非要被時代淘汰不可，成為曆史的罪人”（《懺悔錄——12個領導幹部違紀違法後的反省》）。由此可見，所有蛻化變質、腐化墮落的共產黨人、黨政幹部，其根本原因是人生觀、世界觀起了變化。人生觀、世界觀是一個人思想的總開關。有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個總開關，才能做到“人”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官”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權”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才能認識到，職務越高，責任越重；權力越大，義務越多；才能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