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河南開封，看著城市的繁華，想到這“七朝古都”的曆史輝煌在哪裏？資料顯示，開封城下共有5座城池、8道城牆，所謂“開封城，城摞城”。地下約13到15米處是漢唐文化層，10到13米處是北宋文化層，9到10米處金元文化層，7到9米處是明代文化層，4到7米處是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黃河泛濫淤沒的淤沙層，3到4米處是清代文化層，1到3米處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黃河泛濫淤沒的淤沙層。開封——這北宋的東京城，“人口上百萬，富麗甲天下”，多少詩文極盡歌頌之能事，多少達官貴人做著美夢。好一個聞名世界的國際大都會，卻擋不住黃河的翻臉，雲集的商賈在此熱鬧的時候，都知道黃土埋人，能想到黃土埋城嗎？
世界上多少盛極一時的名城，被火山吞了，被沙漠埋了，被地殼一凹帶到海底了……生態友德太重要了！
看到這些，人啊，豈敢造次，而偏偏又很容易造次！
私欲驅動，罪惡產生。百年大樹，千年大樹，曆經風霜，曆經戰爭，曆經社會變遷，都安然無恙地生發於一方，蔭及一方，一樹一自在，一木一生態，卻用現代化的工具，讓“文明人”野蠻地花上幾個錢掠奪到城裏，多少樹移死了！國家真應該像為保護珍稀動物立法一樣，盡快為保護大樹立法，嚴禁亂移。城裏人喜歡大樹，農村人不喜歡嗎？就是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裏的大樹，鳥不喜歡嗎？蝶不喜歡嗎？那方天空不喜歡嗎？那方水土不喜歡嗎？何必用破壞生態的代價，營造自己的環境！鳥不說話，蝶不說話，生態不說話，人民不說話嗎？上百年、上千年的大樹，當地老百姓都當神供著啊，不可亂來啊！“樹挪死，人挪活”，挪它的人以為它高興，其實——大樹不高興！
波斯灣島國巴林，是個小國，卻有棵大樹。千裏戈壁，一棵千年古樹生機勃發，猶如不盡的黃沙懷抱中的月牙泉，給人震撼，給人驚喜。如果喜歡挪樹的好事者，覺著它在那裏太艱苦、太孤單，把這巴林人叫不出樹名，稱譽為“生命之樹”的古樹，移栽到城裏，豈不要引起天下聲討！
發展和生態是個老問題，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已嚴重失衡，平衡尤為迫切，“如救頭燃”。
綜觀整個社會發展史，人類對於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利用，都導致了自然界作出報複性的反應。盧梭曾對使工業文明過分膨脹的工具理性侵蝕人的道德理性、破壞人與自然和諧的可能性和危險性發出警告。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導致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異化作出過深刻的反思。
技術支撐了人類應對自然的強大，技術也助長了蹂躪自然的強暴，技術也刺激了自然“現世現報”反撲的強硬，技術還潛在了自然“秋後算賬”的強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尼日利亞劇作家、詩人、小說家沃爾·索因卡說：“技術作為人類與其他生物的重大區別之一，我非常歡迎，也真誠地希望在我們擁抱科學技術的同時，讓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像夫妻一樣，百年好合、白頭偕老。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婚姻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實際上，如果沒有這樣的婚姻，我們就很難把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一陰一陽之謂道”，發展自然科學是對的，但不要讓其發燒；當務之急是加溫人文科學，冷落會“傷寒”人類，而且冷落日深危害益大。“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管子說：“和乃生，不和不生。”中華文化的根——《周易》，演繹的根本就是和諧。和，不可不合！
史料表明，現代意義上的環境汙染始於公元1800年左右，這與歐洲的工業革命恰好同步。接下來200多年的資本擴張，使得環境汙染越演越烈。1949年，美國學者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中，首次將自然環境在千百年中形成的生態特征稱為“生態平衡”，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生態變化稱為“生態失衡”。1972年，在羅馬俱樂部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中，提出了均衡發展的概念。所謂均衡發展，一是要把人類的發展控製在地球承載能力的限度之內，二是要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實現人類的共同發展。1992年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公布的《21世紀議程》指出：“地球所麵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不適當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導致環境惡化，貧困加劇和各國的發展失衡。”
世界上許多中等發達國家當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左右時，經濟發展後勁跟不上，是因為取得的大部分效益在為所欠的生態債而付賬，為滯後的體製而付賬，為加重的社會矛盾而付賬。這是發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