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藝術乃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精華，民族藝術之瑰寶。它與京劇一樣，當屬中華民族文化的國粹。中華民族曆史悠久，傳統文化源遠流長。詩詞的興起、發展和繁榮，伴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她以謳歌先進，歌頌山河，揭露落後，鞭撻腐敗，痛擊外敵等多種形式，促進和推動了中華民族之興旺、發達和富強。
早在上古時期，我們的祖先就開始創作詩詞。在古文獻《尚書》和《易經》中就有詩詞語言的運用。《詩經》中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是上古先民口頭傳誦下來的作品，作者既有文人士子，又有普通平民等；詩詞有的表現愛情，有的歌頌勞作，有的鞭撻統治者，有的祈求五穀豐登和幸福安康等，自春秋戰國時始，《詩經》便成了讀書人之必修科目。正是在此社會環境中，湧現出了屈原這一優秀的浪漫主義詩人，創作出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一係列流傳千古之不朽著作。從秦至漢魏六朝，詩歌又有了重大發展，不僅在體裁樣式上由《詩經》的四言體和楚詞的騷體轉變為以五言詩為主，而且更加重視音韻，注意區別四聲。
唐朝自貞觀之治以來，隨著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國力逐步強盛，帶動了詩詞的發展，如五言詩和七言詩之格律已經形成，並臻於完善，相繼湧現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駱賓王、孟浩然、王維、王昌齡、高適、岑參等一大批燦若星河的詩壇俊秀。
至宋代，除了五言詩、七言詩之外，源於漢魏樂府和隋唐燕樂而肇始於盛唐的、音樂化的詩歌體裁——“詞”，以其嚴謹的格律、凝重的語言，和諧的音韻和深邃的意境表現出來的無窮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堪與唐律佳作媲美。
元代詩詞藝術成就相對遜色，但散曲異軍突起，成為我國詩歌藝術又一新的樣式。
明清時期，詩詞諸體具備，雖在體裁創製和風格革新方麵可稱道者不多，但亦湧現了一些詩詞名家和優秀作品。
近代，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奴役下，我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此社會惡境下，全國各地反帝反封建鬥爭風起雲湧，一些民族民主革命的精英們，如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章炳麟、秋瑾等誌士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葉劍英、陳毅等，用詩詞的形式慷慨高歌，抒發革命豪情和崇高理想；有些詩詞痛擊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剝削和侵略等行徑。他們的詩詞佳作，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均達到了極高的境界，甚至成了千古絕唱。
新中國成立後，大批詩人、詞人用詩詞形式謳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如郭沫若、臧克家、李季、郭小川、賀敬之等亦創作和發表了大量力作，既促進了政治和經濟建設，又推動了詩詞藝術的發展和繁榮。中華民族詩詞藝術的存繼，需要千百萬後來人傳承；中華民族的詩詞藝術的發展，需要千百萬中青年詩詞愛好者創新。詩詞創作當然需要專業、專職詩家、詞家擔綱主力，但是，大量忠誠供職於某一職業的專家、教授、學者、領導幹部、公務員、職員等勞動者在工作之餘利用業餘時間撰寫有感而發、順情而抒的詩詞，亦是一支重要的生力軍。
我們的學生孫福昌同誌的這本詩詞集，表明他就是這支生力軍中的踐行者。我們認為，不能視業餘詩詞者是好高騖遠，是不務正業，是自娛自樂，是搞文字遊戲等，而應當認識到，業餘創作詩詞是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精華——詩詞的行動，是為對祖國欣欣向榮、雄偉成就的高亢謳歌，是鼓舞人民奮發向前的精神戰鼓，是對抨擊落後思想意識之警示，是對外國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者的反擊等。回顧我國曆史上的著名詩人、詞人，領略中國曆史上的許多革命領袖和國家領導人等，不都是在做好本職的同時，順勢、適時地創作出大量流芳百世的佳作嗎？這其中，首推當屬毛澤東同誌所創作的大量詩詞。我們還認為，堅持業餘創作詩詞，是傳承和推動詩詞藝術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十分重要的形式；亦認為，群眾性的、業餘創作詩詞是一種潮流和如同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前人的曆史發展規律。孫福昌同誌業餘創作詩詞契合了這種潮流，順應了曆史規律。精神可嘉，收獲可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