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讀書時，有一篇課文，好像是魯迅寫的關於對什麼文章或書的跋。語文老師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濃密的頭發蓬亂地在頭上盤根錯節、糾纏交織在一起，好像極豐富的智慧在無約束地生長著。這位對漢語言頗有研究的學究型老師，在講授魯迅的那篇文章時，用了相當的時間向我們講授了有關序與跋的問題。使我初步地了解了有關序和跋的一些知識。知道了序者，乃第次先後大小之意。在文章或書籍中，序主要是說明書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編次體例和作者情況，也可以是介紹評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一般情況下序在前，跋在後。自那時起，我記住了書的最前麵是要有一篇序的。序可以是編輯去作，也可以自己寫，文人之間、朋友之間也可以相互作序。一些資深的學人，也常常為年輕的後生們寫些肯定和讚揚的話作為序。那時，有學養的理論家、文學家、評論家，對年輕的後來者是抱著對事業的熱情和責任，積極地負責任地予以讚揚和推薦的。後來，我逐步發現，序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變化，與原本序的要求極大地不同了。同時，為書作序者也大都是所謂的“名人”。序演變為某種招牌和叫賣的聲音。起初，我極為不解。我想不通，那些所謂的名人為什麼要充當廣告商的角色呢？慢慢的我才曉得，名人們也是有所求的。大多數作序的名人都是花了錢雇傭的。有良知的名人們對所要作序的著作，還是要大概翻一翻的。盡管序不用自己寫，但起碼的責任還是要負的。而大多數的名人們沒功夫看著作的內容和序的內容，隻答應掛名便是了。一時間名人作序成為時尚，沸沸揚揚，熱鬧非凡。不久，人們便明白了其中的秘密，看穿了名人作序的把戲。十是，名人作序貶值了，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如今又有了新的花樣，名人們不再作序了，興起了題寫書名或題評語。這個時尚當前正在流行，也有了一些新鮮的感覺。題寫書名者，不管自己會寫不會寫毛筆字，也不管寫得好與不好，隻要得了好處，也就寫了。這就看到封麵裝幀挺不錯的一本書，因了名人題寫的歪七扭八的書名，顯得不那麼美觀，而且略顯寒磣了。題寫評語者，大都寫些與書的內容和作者毫不相幹，模棱兩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而且這些話必印在書皮醒目處，同樣也是名人的手跡，以引起人們的注意。
時下是市場經濟的年代，無論幹什麼都要有點市場觀念和商品意識，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任何事情做過了，做俗了，就沒意思了，不但起不到應有的積極作用，反而會產生一些負麵的消極影響。名人作序本來是一件好事，可以起到介紹和引導的作用。無論對出版業還是對讀者，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序之所以需要，也是它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而被人們認同的，如果序背離了它原本的意義和作用，那麼序的存在就顯得累贅了。所以，在我的前一本書出版時，沒有請名人作序。可是，沒有序又不成。我有些為難。當時還想到了一個辦法，讓熟悉的朋友或同事寫篇文章，印在前麵代序，而這個想法也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實現。不得已，我寫了篇《飛霞流雲》的文章作為自序，散文詩歌集《顧盼人生》便出版了。後來，在出版《天籟水影》時，聽了別人的建議，也合了時尚，由若冰請現代文學評論家雷達作了序。雷達的老家在天水三陽川，出於對故鄉的情感，痛快地寫了序，並對《天籟水影》的出版給予了關心和支持。
《清風拂塵》這本散文集也曾想請名人作序，但由於種種顧慮耽誤了時間，沒來得及。在開始整理這本集子時，有親朋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目前我工作很忙，整理這些文章熬心費神，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擔心累壞了身體，影響了工作。同時認為，我已經在出過的書裏說了那麼多的話，現在再出書人家會反感的，勸我不要再出這本書了。說：“沒必要再出了，現在誰還看書呢！”這話對我有了些影響，我對出版《清風拂塵》這本書心存疑慮，猶豫不決。有一件事，幾乎使我打消了出版《清風拂塵》的想法。去年初秋，有機會出差到湖南的某個城市，在經過韶山時，我們特意去韶山衝瞻仰了毛澤東主席的故居。那天的韶山衝天高雲淡，秋風爽人，飄浮的空氣中夾帶著濕潤，亮白色的陽光透過雲層，照耀著青翠的山巒和褐黃色的稻田，稻田裏豎立著豔紅色的巨幅標語牌，兩米見方的金黃色大字寫著莊重的話語：“努力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沿滴水洞和故居的路旁，門店鱗次櫛比，張燈結彩。門店口、門店裏擺放的電視機，反複播放著偉人毛澤東的錄像片，東方紅樂曲和高呼萬歲的歡呼聲蕩漾在濕潤的天空，韶山衝被這種聲音沸騰。來自四麵八方的參觀者，簇擁在韶山衝的每一個角落。人們沉浸在往昔的激動和崇拜之中，我們也被這樣的氖圍所感染，爭先恐後地購買毛主席像章等紀念品。這時，有人問我：“買不買錄像光盤？”因家裏早已買有珍藏版，所以遲疑未答。片刻，那人激動地說：“你對毛主席還有感情嗎？我讀過你的書，寫得全是六零年和文化大革命時的苦難。”平時我不太注意別人的話語，也不善於察言觀色，是一個小在乎別人竊竊私語的人，但這話卻使我震驚，甚至有點毛骨悚然。我有了時光逆轉的感覺。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人們已經逐步地從“左”的思想窒息中解放了出米，如今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然而，使我無法想象的是，那些盲目的“左”的意識，如潛伏在血液中的癌細胞，在適合的時候仍然會滋生和蔓延。看來“文化大革命”人整人的做派和“左”的思想，還沒有從一些人的心靈深處清除，尤其有那麼一些人還擅長於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這對我是個不小的刺激，我想到了曆史上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想到了當代一些人因文字或言論被打為“右派”或“反革命”的悲慘命運。我嶽父文靜山，是1937年的中共地下黨員，1959年，因耿直的言行遭人陷害，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者”，遣送夾邊溝幹部勞教農場迫害致死，年僅36歲。這是一個多麼慘重的代價！想到這些，使我對出版《清風拂塵》這本書更加猶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