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他又與夫人黃美倫一起去了莫斯科，穿過紅場，踏進莫斯科大學校園，在當地電台華語廣播節目所播放的中國歌曲聲中，參觀了父親蔣經國當年留學蘇聯時所住過的宿舍和聽課的教室，尋著父親當年踩下的腳印。
那時候，包機能獲準飛往蘇聯，現在采用包機可不可以飛越海峽，前往祖國大陸呢？章孝嚴心裏有了對兩岸直航成敗與否的把握，從最容易到最不易獲準的順序，劃出了包機起降的三條航線。
第一條航線為包機從台北起飛，在香港或澳門降落後，再起飛進祖國大陸。第二條航線是包機從台北起飛，沿前往日本的國際航線飛行，進入日本空管區域即改飛上海，或者繞道飛過中國香港、澳門地區上空，再轉向飛進祖國大陸。第三條航線則包機從台北起飛，直航上海，在浦東機場降落。
章孝嚴早年從台灣東吳大學外文係畢業，後獲得美國喬治教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67年即進入台灣當局所謂的“外交部”，連年來身居要職，是個具備智慧、擁有謀略的人。他在包機待選的三條航線上收住話題，轉而說：“古人講，謀乎其上，隻得其中，謀乎其中，隻得其下。我回到台灣，就要向‘立法院’遞交第三個方案，從台灣直飛祖國大陸，他們不同意，我拿出第二個方案，再通不過，我才給他們第一個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充滿民意的三個方案不會全軍覆沒。最後總會有一個能夠獲得通過。”
曾經有兩岸包機對飛的提議
將台灣方麵可能對包機的態度走向議了個透，章孝嚴、馮卓誌和詹清池將視線移向了祖國大陸。按照航空運輸業的慣例，台灣地區的包機飛過來，祖國大陸也可以有包機飛過去，而且台灣當局一直講兩岸關係要對等，兩岸包機對飛應當無礙。即使出現一些波折，那麼台灣這麵飛兩架包機來祖國大陸，這裏去一架包機進台灣行不行？馮卓誌就此詢問：“章先生，你看看兩岸包機對飛是不是可以提出來？”章孝嚴為難地搖搖頭，做了一個放下的手勢，同時說：“我已經考慮過對飛這個問題了，也與其他人士作過分析，要提出兩岸包機對飛這個方案，難度太大，一旦提出大陸客機飛進台灣，他們會以對台灣安全產生影響為由而予以否定，最好不要提出來。”
民航客機又不是機翼下掛著導彈的殲擊機，或者炸彈滿艙的轟炸機，飛臨台灣能造成什麼安全影響？但是，島內竟然有人憑空想象，以特洛伊木馬的故事為鑒，放出了祖國大陸民航客機降落台灣，打開艙門衝出一群軍人，把機場占了……為了不讓任何人對包機直航有任何能夠說上口的反對理由，章孝嚴不得不把兩岸包機對飛擱置起來。但是，僅有台灣包機進祖國大陸，而祖國大陸不能發包機去台灣，顯失對等，他對馮卓誌說：“包機不能對飛，恐怕難以改變，你得問問大陸的有關部門對此的想法。”
當即，馮卓誌給中國民航總局台港澳辦公室主任浦照洲、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經濟局主管“三通”業務的副處長張世宏打去電話，對章孝嚴一行謀劃包機直航的想法，作出彙報。
突然聽到馮卓誌的報告，北京的這兩位主管官員根據以往對台灣事務進退的把握，他們都認為台灣包機直航是一個應當推進的事情，可以做。
得知祖國大陸方麵對包機持肯定的態度，章孝嚴心裏更加踏實，繼續對包機提出意見：“接台商回鄉，那麼包機從台灣過來時怎麼辦？空飛過來，這一趟成本太高了。”
兩岸直航實為民意所向，但包機空飛的成本負擔，不能不重重地壓在起飛的機翼上。馮卓誌想了想後說：“春節期間，台灣那麵到祖國大陸來旅遊的人很多，包機來的時候，台灣旅行社可以組團隨包機到上海來，等過完了年，包機把台商送到上海，再把這些旅行團帶回台灣，這樣包機從台灣飛上海，再由上海返台灣，兩麵都不空飛。”
其實，兩岸來往，憂的不是艙位閑置空飛，愁在台灣當局找出種種攔擋和閉鎖的事由，阻礙直航起降。背靠祖國大陸對“三通”的真實、寬容和坦誠，章孝嚴一行返回台灣，踏上了在島內推進直航的行程。
章孝嚴又一次站起來說：“你們說必須協商，又無法協商，那麼我來協商。”
座落於台北林森南路10號11樓之二的台商發展促進協會辦公室，章孝嚴深感在直航上，頓失行走在祖國大陸時所麵對的那種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