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叢書的主編朱家雄是北大中文係的學生，但我至今還不認識他。我們隻是在電話裏交談過。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我和中文係本、專科生的接觸很少，偶爾應邀在迎新會上講一些話，講了話之後我還是忙我的事，一些沒完沒了的事。許多中文係的本、專科生我都不認識，朱家雄當然也是。及至近來，他編了多種關於北大的書，方才知道他。
這次他主編這套叢書找我寫序。為此打了許多電話，還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他在信中說，“因為是新人，所以他們特別渴望前輩的支持”，“我想，您的觀點一定是支持青年的”。這套書的一些作者有的是我的學生，有的作者此前也認識，也讀過他們寫的一些很有才華的作品，既然身為研究文學的人，寫一些文字借以推動文學的發展和進步，論道理我是應當從命的。但想到我和這些作者之間，有著大抵相隔半個世紀的相當遙遠的距離，心裏便有些猶豫了。
文學和時代息息相通，什麼樣的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文學，這道理大家都承認。那麼，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理解並接受當今的文學呢？還有，作為比他們年長的人，我的文學理念，又有多少是他們所能接受並理解的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代溝之說雖未必全然可信，但幾代人之間的距離還是存在的。年長的人往往自信，我生恐我的可能有悖於時代的意見會影響了他們的創作的心境和熱情。這就是我之所以把筆臨墨不免猶豫的理由。
記得去年，我和一些朋友應邀遊衡山。在落日的餘暉裏，我們抵達祝融峰畔的會仙橋。會仙橋其實並非是橋，它是一座屹立千仞的巨大峰巒，由此俯瞰，是波濤洶湧的萬頃雲海。遊人散盡之後空廓而靜寂的會仙橋畔，那裏佇立著兩位少女。夕陽柔和地籠罩著她們，她們麵對著滿山的青翠。
兩位少女閑雲野鶴般的情態，深深地感動了我們。交談之後得知，其中一個女孩剛剛接到北京某大學中文係的錄取通知書，她是來山中向自己的女友告別的。因為是文學的同行。陪同我們遊山的《衡陽晚報》老總雷安青先生，熱情地向這位未來的中文係學生介紹了我。這位少女很羞澀，也有點不好意思，她謙虛地說她知道得很少，隻知道北大有餘傑、孔慶東等等。
會仙橋上的經曆啟發了我，時代是在飛快地進步著。一些我們熟悉的東西已經無可懷疑地成為了曆史。時代的進步總是讓人們記住一些東西而忘記一些東西，當然此中也包括了不應當遺忘的東西。當今的青年人自有他們的偶像。從這點看，我首先是為時代的進步感到安慰，當然也希望新的一代人能夠了解一些曆史，並樂於接受我們這一代人的那些有益的經驗和認知。
這就說到了我們此刻麵對的這一套書。這些書的寫作者都是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都是一些意氣如虹的當代青年。他們誕生的時候，籠罩我們上空的最後一抹陰霾正在隨風散去。他們生活在與我們曾經的那種生活迥異的環境中，他們擁有的是一片無比遼闊的開放的天空。精神的禁錮、充滿敵意的人群、粗暴的幹擾和無休無止的人為的鬥爭、愚昧和殘忍，已成為僅僅屬於昨日的噩夢般的記憶。
文學也在這樣嶄新的年代裏，經曆過無限的痛苦和折磨而獲得了自由。麵對這些比我們年輕得多的文學作者，我從內心深處羨慕他們的手中這枝自由自在的筆，以及與我們當日的處境相比相對寬鬆而融洽的寫作氛圍。他們可以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而無須像我們當年那樣等待別人的指令。要是他們因而獲得了成功，等待他們的是鮮花和掌聲，是由衷的嘉許和玫瑰色的明天。也許他們的創作實踐未能成功，甚而出現了缺陷和遺憾，相關的輿論也會對此施加批評。但即使如此，等待他們的也不會有我們當年所經曆那種嚴酷和無情——我們有過無數因寫作而獲罪乃至覆滅的可悲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