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描繪一個真正的徽州，那個曾經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在時光中蹀躞、停頓並且招搖於人類與自然當中的徽州。而這樣的徽州，它曾經孤獨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又孤獨地棄我們而去。它就像我們眼前的河流，當我們看到時，它早已不是原先的流水了。世界在任何時候留給我們的，隻是它的背影。沒有現實，現實隻是過去和未來之間攔腰截斷的一瞬間。當然，這樣的感覺是哲學意義上的，也是最本質的。徽州的曆史，從普通意義上說是公共的曆史，是那種寫在紙上，口口相傳的曆史；但就我個人而言，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個人的曆史，一種具有私密性的曆史。這樣的曆史才會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關於徽州，我的記憶是大片大片的，就像黃昏時分天西邊的卷卷的魚斑雲一樣。這樣大片大片的記憶在經過歲月的攪拌之後又變得殘缺不全，像一張破舊的古畫一樣斑駁破損。我的母親是歙縣人，我自小在旌德長大，那個時候，旌德還算是徽州地區。我熟悉徽州的建築、民風、方言、人物以及很多蛛絲馬跡。我呼吸著徽州的氣息長大，然後，徽州的光與影便如浮遊的微生物一樣悄無聲息地潛入我的身體，洇開，變成人的血清或者蛋白酶。一個人與一個地方的關係總是讓人難以釋懷，這樣的說法是指，一個地方，給予人的，不僅僅是美好、親切，還會有巨大的悲傷、喜悅、憂鬱、傷感、宿命、抱怨、疏離等等。當一個地方給人以複雜而不可言說的情感時，他才算是真正地與這個地方擁抱並且合而為一。這樣的東西，決不是那種單純在知識範疇內進進出出所能替代的。
雖然徽州算是一個地理概念，它位於安徽省的南部，從曆史行政區劃上來看，徽州所轄的一府六縣相對穩定，它一直領有歙、休寧、黟、祁門、績溪以及婺源六縣。但在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徽州更應該是一種文化概念，這樣的文化劃分，使得徽州不僅僅包括現在黃山市的一些地方，而且包括皖南也就是旌德、太平、涇縣、青陽、石台等地。作為與行政徽州一衣帶水的概念，你不可能忽視這些地方。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同族與同根，看到徽州文化的延伸，可以看到一片雲彩之下的一模一樣的文化和人。
如果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徽州文化並不算是一種很獨立的文化，它應該是中國古代東南文化的一個支脈。隻不過是由於地理位置等方麵的原因，現在的它保存得比較完整一些。徽州文化與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以前是緊密相聯的，隻不過外麵的世界改變太多，而徽州又相對偏僻，所以在更多程度上能夠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麵貌。當年很長時間的停滯曾經讓徽州自卑，而現在相對的完整性又讓徽州引以為傲。不過從更廣的視角看，還是應該更客觀地認識自己的位置，自始至終保持一個清醒的姿態。
從本質上來說，徽州一直建立在一種罕見的、自然美與社會美的交彙之上。她在漫長的曆史階段一直對於文明持有一種敏感和積極的態度，如果把徽州已有的曆史分為幼年、壯年和老年的話，那麼，在徽州的幼年時期，她一直處於一種純樸的農耕時期，充分沐浴著自然美的陰晴圓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盡享生命的真諦。而她的壯年時期，意義開始無形地滲透，一方麵，人們的頭頂升騰起文化的光芒，另外一方麵，財富開始進入，人們湧動了對於財富的欲望，也處處留下了財富的痕跡。而她的晚年，當現代化在山外的世界裏激蕩喧囂的時候，徽州開始破落，破落得像懸掛於天宇上的一彎殘月，冷清，孤獨，它已發不出光來，隻能寂寥地與世界保持著距離，反芻著昔日的時間和榮光。
我一直以為，在研究任何一種地方文化之前，應該具有的，是一種客觀的參照物，是弄清觀察對象在整個世界坐標係上所處的位置。實際上不懂得中國文化，就談不上對地方文化的理解；不懂得西方文化，就談不上對中國文化的真正理解；不懂得人類，就談不上對於民族的理解；不懂得宇宙，也就談不上對地球的理解。對一個細小東西的判斷，必然先確定它的坐標係，確定它的時間位置和空間位置，明白它的前後左右……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總是互為犄角，彼此相倚。這樣的說法，通俗的解釋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從整體意義上來說，人類文化是一棵參天大樹，東西方文化分別隻是其中的主要枝幹，而對於地方文化來說，隻是這棵參天大樹上的枝梢甚至果實。隻有對一種最本質的東西有著清晰的感覺，才能將這種感覺傳遞到細小的末梢上。
對於徽州文化來說，隻有對中國文化整體上有著一種準確的把握，才不容易跌入偏頗、狹隘以及自以為是。徽州的特點是樸素、簡單、早熟而又自滿，這樣的特點，又是由自得、自享和自閉所造成的。這種樸素、簡單、早熟、自滿、自得、自享和自閉從整體的意義上說，不應該單單指生產力的狀態，與之同步的還有人們的認識程度。當徽州在明清時代得益於徽商的發達，資金回流富甲天下時，他們在行為和思想上都墜入了一個巨大的誤區。在行為上，他們脫不了“小國寡民”的桎梏，將所有的財富都用來精心構築自己的“桃花源”。在思想上，他們同樣也陷入了一個深深的誤區，那就是，自以為參透了人類的最高智慧，在人生上圓覺所有的人情世故，所以就想著在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完成與山水的共融。這樣的想法，從更高的精神程度上看，未免有點幼稚和天真，有點自欺欺人。對於生產以及社會進步的狹隘之處不提，單就精神上來說，徽州人與很多地方的中國人一樣，由於缺乏宗教精神，所以並沒有在精神上完成一次真正的遠行，而是在向前走過一段路程之後，便不由自主地畫了一個小圓，自以為圓融了——這樣的狀態，很像是化蝶為蛹的感覺。蝴蝶雖然飛得不高，但卻以為遍知世界。然後自我成蛹，然後自我幻變。
關於這一點，可以說，任何地域文化都是有缺限的，中國文化同樣也是如此。就徽州文化而言，它當然是離不開中國文化及思想這一塊大土壤的，而我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局限和弱點就是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這樣的宗教精神可以在更廣的意義上開掘和維持人類的高貴品質，協調人與宇宙之間的和諧，並可以推動人類燦爛的藝術天地。雖然中國文化在寬泛程度上避免了因宗教愚昧所帶來的很多磨難，比如說肉體的摧殘、精神的折磨，甚至拋棄此岸世界被淹沒的危險，但在思維的周密性、思想的廣闊以及心胸和境界上卻缺乏拓展，達不到人類文化所能達到的真正高度，它表現在缺少抽象思辨的深刻力量以及深邃精致，缺少人類創新所應具有的不惑精神和憂鬱深沉的超越要求，繼而缺乏那種一覽眾山小的悲憫情懷。那種閑散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又極容易走向疲憊、慵懶和木然，也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貧血和失重，結果很難形成一種堅定的張力……這樣的整體缺陷當然是客觀的，也決定了徽州文化的局限性，決定了徽州本身的局限——當年在外的徽商紛紛遷移回鄉，購田置業，沒有擴大再生產，除了當時社會限製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文化在精神上缺乏對於財富的足夠支撐。如果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無法支撐財富的重量，那麼經濟的發展必然會是一句空話。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