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
每一個寫作者，或許都曾想過：原不該生在此時，倒情願活在過去的某個時候——
生在唐或宋，生當五四，或者哪怕早生幾年、十幾年，正趕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風雲際會……
當他這麼想時，他倒不一定特別喜歡唐朝或五四的生活，他想的是，那時我可能是李白或李商隱，是蘇軾或李清照，是胡適或者魯迅……
當然，他的現實感會提醒他，在唐朝當日，做李白或李商隱卻未必是什麼令人羨慕的事，而五四大師們的業績，即使現在看是簡易的，在彼時也是艱難的，是水滴石穿、終至石破天驚。
卻也並非夢想著在別處、做個別人，是一種深刻的焦慮，擔心做不成自己，擔心生不逢時，英雄空老。錢鍾書在《宋詩選注》的序中說，古希臘的亞曆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候，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一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一個寫作者，站在滿坑滿穀的書堆裏，這世界似乎是被人家寫盡了，寫定了，似乎是，任何新的聲音都是一個太平熱鬧世界裏轉瞬即逝的嘀咕、低語。
有的時代在後世英雄看來是特別幸運的。比如五四，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兩個時代的作家都生當“創世”，在廢墟上、荒原上開始工作。在前者，是反出鐵屋子，殺人放火上梁山，創造新天新地；後者則是慘遭了強拆，在廢墟上重打鑼鼓另開張，把日子再過起來。這都使得那時的作家在文學史和文學寫作的傳統秩序中獲得優先的、經典化或接近經典化的地位。
照此說來，此時的年輕作家真是不怎麼走運：他們恰好就和上一個經典時期離得那麼近，八十年代的龐然大物們仍在，有幾個巍然屹立，龍精虎猛，而且這幾個龐然大物也不過比他們大出幾歲、十幾歲……八十年代之後開始文學生涯的人們，承受著近在咫尺的壓力。
前些日，旁觀了一次有關近兩年長篇小說的評選，坐在城頭，看亂紛紛言來語去，看出了其中的內在秩序：談起“龐然大物”的作品，人們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敬意，語氣是謹慎的，異議是有分寸的，總的來講是好的；終於談到後來的這些作家，似乎滿場都鬆了口氣，終於可以伸伸腿了，在平視和俯視中，目光變得嚴厲和挑剔。
上世紀九十年代，韓東、朱文等人發起“斷裂”，未嚐不是對這種壓力的反應。他們力圖為自己確立一種“創世感”——全當你們都不曾在。在當時，我認為這是一種自欺的幻覺，如今回想起來，幻覺還是幻覺，但其中存有對事態的敏銳判斷和深刻焦慮。“創世感”對所有的人來說可能都是虛妄的，人隻能在已有的條件下開始創造，這原有條件可能被修正，但不會輕易消失——曆史倒是常常證明它的彈性，五四要拆的屋子他們以為是鐵的，其實很可能是橡皮的。但同時，“創世感”對懷有雄心和熱情的個人或一群人來說又是有效的，否則他們根本無法開始行動：把原有的條件和問題留給他們，去設定新的條件、提出新的問題，去建立一個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