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探微肆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酒文化
中國古人一直有飲酒的習慣，其中不乏嗜酒之徒。但像魏晉士族那樣如此廣泛地、瘋狂地沉湎於酒海之中的情況，在曆史上還是不多見的。酒在那個時期簡直是無所不在，文人借酒吟詩作賦，豪傑借酒直抒胸臆，官僚借酒奢侈浮華。酒文化在魏晉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酒文化的內涵也大大拓展了。
飲酒之風之所以在魏晉時期盛行，是因為在這個充滿戰爭和傾軋的動亂時代，人們不敢直麵悲慘的現實生活，便借酒後的沉醉獲得短暫的解脫。
曹操麵對漢末戰亂中的生離死別，發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涼詩句。其“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名句，後人多引用以喻借酒澆愁。阮籍為了躲避司馬氏的迫害，成天都在醉鄉裏，不發表任何見解，“凡人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司馬昭曾向阮籍提親，阮籍大醉60天，使得司馬昭一直沒能找到提親的機會。鍾會多次以國家政事詢問阮籍，想讓阮籍發表見解，尋機治罪於他。阮籍每次“皆以酣醉獲免”。東晉初期，王敦企圖叛亂，阮裕被王敦任命為主簿，他不願助紂為虐，隻好“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飲酒之風大盛的原因，還在於魏晉玄學的興起。這種新哲學的誕生，賦予飲酒以新的意義。玄學家們認為，天地萬物的母體“道”無法用感覺器官去感覺或證明它的存在，隻能靠內心的直覺去把握。而人們在飲酒之後的那種朦朦朧朧、混混沌沌的感覺，與玄學家描述的本體混沌十分接近。
於是，醉酒的幸福體驗，已不再是純粹的感觀愉快，而是帶有理知性的感官享受。所以，魏晉曆史上，著名的玄學名士往往又是著名的大酒徒。從以下幾位名士的酗酒軼事中可窺見一斑。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劉伶出遊時，常常車中載酒，沿途痛飲，讓僮仆扛著鐵鍬跟隨其後。別人問他：“你這是幹什麼？”劉伶回答說：“我醉死在哪兒，就地挖個坑把我埋掉。”
聞者莫不愕然。劉伶每飲必醉，醉後放縱曠達，不拘俗禮，常常有驚世駭俗的舉動。
有一天，劉伶狂飲後，在屋裏脫光衣服，赤身露體，這時有客人來訪，一見此狀，嚇得掉頭就跑。
妻子好奇地進了屋，看見屋中景象，也不免怔住了，忙上前將衣服給他披上，責備地說：“你這樣赤身露體待客，未免太不合禮節，難道你不怕別人說你放肆嗎？”
劉伶聽罷大笑不已，說：“誰說我沒穿衣服？誰說我赤身露體？我把天地當作大房子，把房屋當作貼身穿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鑽進我的衣服裏來呢？”有一次，他患病時還想喝酒，就叫妻子為他準備。妻子生怕他這樣會傷身，就把酒倒掉，並將酒器打爛，流著淚勸道：“你喝得太多了，這不是保養身體的辦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劉伶說：“你說得對，我自己不能戒掉。隻有在鬼神麵前發誓，才能戒酒，你快去拿酒來吧！”妻子沒有辦法，隻好把酒肉拿來供在神像前，叫劉伶發誓。劉伶就跪著禱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酲，酒癮），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罷又繼續吃喝起來，直喝到酩酊大醉，倒地方休。
阮籍家族中，不僅是阮籍一人喜酒，其家族成員幾乎人人視酒如命。有一回，阮籍的侄子阮鹹和同族人喝酒時，不用杯子倒酒喝，而用大盆盛酒，圍坐盆旁大飲。這時一群豬跑來，擠上去與人共飲。阮籍的兒子阮休經常拿拐杖步行，把一百個銅錢掛在杖頭，到酒店獨自暢飲，不肯參加闊人的酒會。
東晉張翰放達不羈，被人們稱為“江東步兵”，即第二個阮籍（司馬氏攬權期間，阮籍曾任從事中郎、散騎常侍，他聽說步兵營的廚人善於釀造美酒，並貯又三百斛好酒，就請求去當步兵校尉，以便每日能痛快地喝酒，因他有這段經曆，後人稱他為“阮步兵”）。
山簡在任荊州刺史期間，常到一個叫“山陽池”的湖邊野餐狂飲，沒有一次不是大醉而歸的。當地人為此編了一首歌謠，活靈活現地描述了山簡的醉態：
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
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複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
舉手問葛強，何如並州兒。白接籬是一種流行於士族中的白帽子，山簡在傍晚大醉而歸時，一般都醉倒在車中，有時也能騎馬而歸，但卻倒戴著白帽子，嘴裏說著愚不可及的醉話。
當然，魏晉名士們在沉溺醉於酒的幸福體驗的同時，也借酒吟詩作賦，直抒胸臆。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酒醉而寫出傳世之作，這樣的例子在魏晉文學史中俯拾皆是。“書聖”王羲之醉酒書寫《蘭亭集序》，即為其中著名一例。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時任太守的王羲之，邀請當時名士謝安、陳綽等41人會集於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市）蘭亭，舉辦“流觴曲水”。
所謂“流觴曲水”，就是選擇一處風雅靜僻所在，文人墨客按順序坐於潺潺流波之曲水邊，一人把盛酒的觴飄在水麵上，當觴隨流水到誰的身邊，誰就撈起此觴飲酒，再乘微醉作出詩來。參加曲水流觴的人都詠有抒發懷抱的詩篇，彙集成編，推舉王羲之為這詩集作序。王羲之乘著酒興，思逸神超，殆有神助，酒酣揮毫，一氣嗬成，寫下了文書俱絕、被後人尊奉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而等到王羲之酒醒後，又試著更書數十本，卻怎麼也不及酒酣而作的《蘭亭集序》了。
東晉的陶淵明以詩酒而聞名於世。他以酒入詩，詩中有酒，把飲酒的心境通過詩表達出來。陶淵明在酒文化中的最大貢獻就是把酒與詩緊密連在一起。梁朝蕭統就稱：“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唐代白居易亦說陶淵明“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雲”，可見陶淵明的嗜酒程度。陶淵明41歲當上彭澤縣令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吩咐縣吏將公田全部種上糯稻，因為糯米是釀酒的最佳原料。其妻從生活考慮，堅決要求種粳稻，陶淵明不得已，才同意50畝種粳稻，其它250畝還是種糯稻，足見這位縣太爺把喝酒看得比吃飯更重要。
由於他不願受官場的束縛，也不肯向上層社會屈膝，萬分感慨地說：“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於是他解印棄官，返歸故裏，從此過起“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躬耕隱居生活。歸隱後，陶淵明以酒為樂，把酒與樂、詩、菊、鬆、山水相連，寫出了大量以酒為題材的詩，如《飲酒二十首》、《述酒》、《止酒》等。在《飲酒詩》中，他把自己酒後微醉狀態時的心理感受—進入了超越世間一切榮辱毀譽的“自然”勝地—酣暢淋漓地表達了出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魏晉時期，還有一種比較文雅的飲酒習俗—重陽酒會。重陽節登高、佩茱萸、飲酒的習俗，由來已久，自魏晉曆唐宋直到明清，始終不衰。
農曆九月九日時值初秋，天高氣爽，心曠神怡，登高飲酒，別有情趣，因而難免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龍山落帽”是詠重陽登高宴飲遊興酣暢的著名典故。孟嘉（陶淵明的外祖父）是東晉大將軍桓溫的參軍，一年九月九日重陽節，桓溫在龍山登高，大宴賓客，孟嘉在座上豪飲甚樂，忽然一陣風吹過，將孟嘉的帽子吹落，而孟嘉並不察覺，隻顧盡情飲酒。桓溫讓在座的文人孫盛作辭譏諷他，孟嘉看了孫盛的文章，乘著酒興，揮毫作文解嘲，一氣嗬成，詼諧成趣，一座傾服，歎為觀止。
於是“龍山落帽”就成了重陽節登高飲酒的一段佳話。後世不少文人都曾提到這個典故，如“邀歡任落風前帽，促飲爭吹酒上花”（宋祁詩）；“賓隨落葉散，帽逐秋風吹”（李白詩）；“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杜甫詩）；“不見攜觴王太守，空思落帽孟參軍”（權德輿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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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北伐
西晉滅亡後，琅琊王司馬睿於建武元年（317）在江南稱帝，以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為都城，史稱東晉。司馬睿立國江東之時，黃河流域正處在戰亂之中。當時，北方漢族人對少數民族軍事貴族的統治十分仇恨，希望東晉政權北伐。晉室南渡之初，晉元帝司馬睿忙於鞏固自己統治，無心北伐。政局稍穩後，統治階級內部又開始爭權奪利，再加上士族熱衷於江南的莊園經營，很少有人顧及北伐之事。但也有個別人物是主張北伐的，因而東晉前期，也曾出現了幾次北伐。
祖逖北伐
祖逖（266～321），字士稚，是北方範陽世家大族。西晉永嘉之亂後，祖逖率親黨數百家渡江，居於京口（今江蘇鎮江市）。祖逖素有報國之心，以恢複中原為己任，建議元帝司馬睿北伐，被任為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司馬睿本無心北伐，所以隻撥給祖逖千人糧餉，三千布匹，而不給一兵一卒、一刀一槍。祖逖對此毫無怨言，於建興元年（313）率部曲百家渡江，船到中流，他拍擊船楫發誓說：“我祖逖立誌北伐，如果不能掃清中原而凱旋歸來，就讓我如同這浩浩蕩蕩的江水一樣，有去無還吧！”
當時中原地區郡縣係統已崩潰，到處都是塢堡。祖逖北進後，擊斬與他敵對的塢主張平，降服另一塢主樊雅。與此同時，祖逖又遣使為互相爭鬥的塢主李矩、魏浚、郭默等人講和，並使他們都歸於自己麾下，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在隨後4年多的時間裏，祖逖率領北伐軍同擁有絕對優勢的敵人進行了艱苦的戰鬥，終於收複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使“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北伐形勢非常好。就在祖逖練兵積穀，為進軍河北做準備之時，晉元帝擔心祖逖勢力發展對他不利，就任命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北方六州諸軍事，節製祖逖。祖逖眼見北伐大業難成，又慮東晉內亂將至，憂憤成疾，死於軍中。祖逖死後，朝廷忙於內亂，無暇北顧，黃河以南廣大地區又陷入北方少數民族之手，此次北伐遂以失敗告終。
庾亮兄弟北伐
庾亮（289～340），字元規，是東晉著名大族穎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其妹為晉明帝皇後。
成帝（336～342
在位）時，他以帝舅輔政，有誌北伐。鹹康五年（339）三月，庾亮開始北伐。他的北伐目標是北方的後趙和蜀地的成漢。庾亮的北伐遭到大多數朝臣的反對。正在這時，邾州突然被後趙攻陷，守將毛寶、樊峻和突圍而出的6000將士全部被淹死在江中，此次北伐宣告破產。庾亮憂悶成疾，第二年病死。
庾亮死後，其弟庾翼代任其職。庾翼很有才幹，常以“滅胡平蜀為己任”。建元元年（343），庾翼率將士4萬多移鎮襄陽，誓師北伐。但不久前鋒梁州刺史桓宣戰敗，隨後晉康帝和北伐主將之一庾水相繼病死，北伐又告中止。不久，庾翼發病死去，庾氏兄弟的北伐隨之宣告結束。
桓溫北伐
桓溫（312～373），字元子，是東晉著名大族譙國桓氏的代表人物。永和三年（347），桓溫率軍入蜀，滅成漢，威望大著。桓溫屢次要求北伐中原，晉室怕桓溫北伐成功後更加無法控製，就對桓溫的請求置之不理，反而相繼派褚裒、殷浩北伐，以圖抑製桓溫。及至褚、殷二人相繼大敗而回後，晉廷再也無法阻止桓溫北伐。自永和十年（354）至太和四年（369），桓溫接連進行了3次北伐。
永和十年二月，桓溫親率兵騎4萬，一直打到關中，進駐長安附近的灞上。關中百姓聞晉軍至，皆持牛酒來迎，耆老感激而泣，說：“不圖今日複見官軍。”隱居關中的王猛披褐來見，與桓溫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王猛看出桓溫北伐旨在立威，以功名鎮服江東，並非真想收複中原。不久，晉軍糧草匱乏，繼而又被前秦丞相苻雄擊敗，將士死傷萬餘人。於是，桓溫被迫回師，遷徙關中3000餘戶返回襄陽。第一次北伐無功而返。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進行第二次北伐，目標是占據許昌的姚襄。八月，桓溫率軍與姚襄接戰於伊水（今河南洛陽南），大敗姚襄，殺傷其將士數千人，姚襄敗走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據守洛陽的周成率眾出降，晉軍收複洛陽。桓溫進入洛陽後，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率將士2000人戍守洛陽，自己率軍返回江陵。桓溫的第二次北伐擊走姚襄，收複洛陽，有一定的成果，但洛陽後又被前燕攻占，得而複失。
桓溫自第二次北伐後，權勢更重，中外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其諸弟皆身居要職，桓氏勢力一時甚盛。桓溫為了再以勝利提高自己威望，於太和四年（369）發動第三次北伐，進攻目標是鮮卑慕容氏所建的前燕。當年四月，桓溫率5萬大軍北伐。七月，晉軍進至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距前秦首都鄴城（今河北臨漳西南）僅200
餘裏。然而桓溫沒有乘敵軍慌亂之時直搗鄴城，反而頓兵枋頭，徘徊於河岸不進，意欲不戰而勝。這就給了前燕以喘息之機。前燕派吳王慕容垂率領5萬燕軍迎擊晉軍，同時遣使向前秦求救。八月，前秦主苻堅派大將苟池率軍2萬東出救燕。桓溫打算打通石門（今河南潁陽北）水道運糧，慕容垂派兵1.5萬人屯石門，又派軍5000斷絕晉軍糧道。水運不通，軍糧匱乏，晉軍幾次與燕軍交戰都未取勝，又聽說前秦援軍將至，於是桓溫決定焚毀舟船、丟棄輜重，從陸路退兵。
桓溫退至襄邑（今河南雎縣西），遭到慕容垂的伏擊，晉軍大敗，損失3萬餘人。此後，前秦援兵苟池又於路邀擊桓溫，晉軍又死傷萬餘人。桓溫的第三次北伐遂以慘敗告終。
東晉前期的這幾次北伐，其出發點頗不一致，祖逖誌在恢複中原；褚裒、殷浩的北伐在於抵製桓溫勢力的增長；而桓溫的三次北伐，其真正目的並不是想收複中原，而是誌在立威，欲以功名鎮江東，伺機取晉室而代之。因此，桓溫在作戰中務求持重，在大好形勢下常常觀望不進，貽誤戰機。
這就使本不集中的力量互相牽製、抵銷，屢次北伐而屢次無成。
東晉最高統治者所實行的不圖進取、偏安一隅的傳統國策是北伐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在這種國策之下，東晉的曆次北伐不僅得不到起碼的支持，反而無一例外地受到朝廷上下的反對，遭到王公大臣的掣肘和刁難。在這種情況下，北伐的接連失敗就是勢所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