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著名女作家莫妮卡·馬龍（Monika Maron）1941年6月出生在德國柏林，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決定了她的人生將麵臨許多的坎坷波折和聚散離合。先是“半猶太血統”的母親赫拉無法與莫妮卡“雅利安人種”的生父結婚，莫妮卡隻能在單親的撫育下成長。不久外祖母病逝，“猶太血統”的外祖父雖然早就皈依基督新教，但仍然被驅逐回波蘭老家，最終下落不明。莫妮卡的幼年是在頻頻的空襲警報和嚴重的物質匱乏中度過的，1945年春天，戰爭總算結束了。莫妮卡雖然隻能在瓦礫之間用破布片包著死老鼠當娃娃玩耍，但她總算可以在和平的天空下自由地奔跑了。對於信仰共產主義的母親赫拉來說，和平不僅給她帶來了新的工作，還給她帶來了愛情——卡爾·馬龍從流亡地蘇聯回到柏林，投身戰後重建，先是任職柏林副市長，直至升任民主德國內政部長。新家庭的建立使母親赫拉和莫妮卡從西柏林的祖宅遷居東柏林，莫妮卡也從母姓改為父姓。
剛剛走出戰爭陰影的德國不僅百廢待興，麵對的還有不同意識形態的激烈爭奪以及在東西兩個陣營之間逐漸形成的堅冰般的壁壘，柏林成為了冷戰的前沿陣地，先是被英法美俄分割占領，後來又被柏林牆一分為二。莫妮卡和母親的這次搬家看似平常，其後果卻是始料不及的：那就是親人的離散、反目，甚至老死不相往來。但少年的莫妮卡·馬龍對這些正在萌生的災難還渾然不覺，她在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育下無憂無慮地成長。中學畢業後，出於對父母的反抗和對工人階級的崇拜，莫妮卡·馬龍到了德累斯頓的一家飛機製造廠工作。但是一年之後，她離開工廠回到了柏林，在電視台做了兩年導演助理。之後到洪堡大學學習戲劇學和藝術史，又在戲劇學院學習、工作了三年，後來到民主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周報》擔任記者工作。
也許是一種早年的經驗，那些不願或者不能說出來的東西，可以付諸紙上，而紛亂的思緒，一旦訴諸語言，就有了形狀；那些自己身上多餘出來的、討厭的冗餘突然顯現為有意義的可能性。（摘自《我寫不出書來，但依然嚐試》）
從少女時代起，莫妮卡·馬龍就對文學和創作有著濃厚的興趣，她喜愛的作家有海因裏希·海涅、格奧爾格·畢希納、卡夫卡、普魯斯特、貝克特等。對自己喜愛的劇目，如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四川好人》，她能看上四五遍，而且常常是站票，要站上四五個小時。她不僅對海涅的詩歌爛熟於心，還嚐試用海涅的語言創作。在雜誌社和報社的工作也為她後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積累和曆練的機會。
1975年，繼父去世了，莫妮卡·馬龍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她開始了自由的冒險。她買了自己的汽車；她辭去報社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她出於好奇和對遠方的渴望甚至接受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的派遣，前往西柏林搜集情報，但她在遞交的兩份報告中拒絕說出相關的東德人員的名字，並對民主德國的現狀頗多批評。八個月後她主動提出與國安部終止合作，後來還退出了德國統一社會黨，這使她自己成為國安部監視和跟蹤的對象。
但對莫妮卡·馬龍來說，這些數年之後被媒體炒作的沸沸揚揚的事件隻不過是一些插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最後幾年的主旋律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飛灰》的創作。小說裏的主人公女記者約瑟法撰文揭露老發電廠給B城造成的汙染問題，雜誌社領導不但拒絕發表這篇文章，還借機批判約瑟法。在絕望之時約瑟法以不告而辭表示反抗，這時上級部門卻決定關停老發電廠。這部作品因為揭露了環境汙染問題，常常被劃歸到德語文學最早的環境文學之列，這其實隻是這部小說的一個方麵，個人與社會、感情與現實的糾葛和衝突才是這部小說的真正主題。雖然是一個文壇新手，莫妮卡·馬龍卻顯示出了對於規模宏大作品的駕馭能力。她通過插敘、倒敘等手法打破直線型的、時間順序的敘述，擴展了敘述的空間，使情節發展富有立體感。另外在寫實主義的主線之中還插入了許多白日夢和夢境，其內容離奇怪誕，但富有寓意和象征意義，增強了情節間的戲劇性，使小說的風格更加豐富。由於書中的揭露和批判內容，小說《飛灰》無法在民主德國出版，1981年通過聯邦德國的費舍爾出版社才得以麵世。雖然西德媒體對《飛灰》的片麵宣傳令莫妮卡·馬龍痛心不已，但這部小說也使她聲譽鵲起，奠定了她在德國文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