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王道——平民百姓的政治於理想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對仁政充滿信心，堅信“行仁義就能王天下”，於是奔走於各國，孜孜以求王道的實現。
理想仿佛伸手可及，而且隻要人格的完成就足夠了。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國古代曆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一個所謂的“仁政時代”。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 即魏惠王魏罃，僭稱王，前369年—前319年在位。魏原來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為方便爭霸中原，魏惠王於前361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故魏也被稱為梁，魏惠王也被稱為梁惠王。
[大夫] 先秦時代職官等級名，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
[乘] 一車四馬為一乘。
孟子謁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先生，你不遠千裏而來，一定是有對我的國家有利的高見要說吧？”
孟子回答說：“大王！為什麼非要說利呢？隻要說仁義就行了。您想想，假如大王們都說：‘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可圖？’大夫們都說：‘怎樣使我的家庭有利可圖？’一般的讀書人和老百姓都說：‘怎樣使我自己有利可圖？’必然導致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這樣國家就危險了啊！照此推斷，在一個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裏，殺害它國君的人，一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在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裏，殺害它國君的人，一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這些大夫就擁有一千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就擁有一百輛，他們擁有的兵車相對於整個國家已經夠多了，可是他們把義放在後而把利擺在前，因此他們不奪得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從來沒有講‘仁’的人拋棄自己的父母，也從來沒有講‘義’的人不忠誠於自己的君王。所以，大王隻說‘仁義’就行了，何必在意什麼‘利’呢？”
《孟子正義》曰：“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製、事之宜也。”
程子曰：“君子未嚐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嚐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複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為了摘取更大的蘋果
孟子不曰利，不是無利可說，而是重視大利。所謂仁義者，其實到頭來還是為了謀取天下大利。《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惟以利物為利無利非義矣。”
王安石說：“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
行仁義的目的，就是因為仁義有利可圖，而且是更大的、更為可靠的利。由此可見，孟子也是注重利益的，以利益為基礎，隻是獲取利益的方式和對利益的期待不同。
如果仁義沒有實際的利益，誰還願意奉行仁義？其推行仁義的目的，是為了占有天下的全部利益，而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這無非是用小蘋果換得一個更大的蘋果罷了。
王道這個蘋果，是不是真正對人民有利，誰也不知道。據孟子說，那是很美好的，但是沒有人見過。據說它就長在仁義的樹上，以天下之利利天下。
以天下之利利己還是利天下是判斷仁義真假的關鍵。
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放眼天地之間，誰能不存心於“利”呢？
其實仁義與利同義，義是因利而義，利的獲得則應符合仁義的原則。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雲：‘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王] 指周文王姬昌。
[《湯誓》] 《尚書》中的一篇，記載商湯討伐暴君夏王桀的誓詞。傳說，夏桀曾自比太陽，說太陽滅亡他才滅亡；人民痛恨夏桀，於是說願與其同歸於盡。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站在苑囿裏的水池邊上，麵對清池裏遊動的魚鱉，回頭望著紛飛的鴻雁和奔跑的麋鹿問道：“賢明的人也以此為快樂嗎？”
孟子說：“正因為是賢明的人，才能夠以此為快樂，不賢明的人就算有這些東西，也快樂不起來。《詩經》說：‘開始規劃造靈台，仔細營造巧安排。天下百姓都來幹，幾天建成速度快。建台本來不著急，百姓起勁自然快，國王遊覽靈囿中，母鹿伏在深草叢。母鹿肥大毛色潤，白鳥潔淨羽毛豐。國王遊覽到靈沼，滿池魚兒歡跳躍。’周文王雖然征調老百姓來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興，把那個台叫做‘靈台’，把那個池叫做‘靈沼’，以自己修建的苑囿裏能夠養育那麼多的麋鹿魚鱉等珍禽異獸為快樂。古代的君王與民同樂，所以能真正快樂。相反，《湯誓》說：‘你這個太陽啊，什麼時候才能毀滅呢？我寧肯與你一起毀滅！’老百姓時時刻刻恨不得與他的君王同歸於盡，這樣的君王即使有再大的苑囿、再闊的高台深池、再多的珍禽異獸，難道能夠獨自長久地享受快樂嗎？”
《孟子正義》曰：“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眾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朱子曰：“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與民偕樂
樂者，天地之和也。
快樂是一世，憂慮也是一生，何必自苦？“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製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行走在自己的後花園，是怎樣的快樂呢？
真正的快樂不在於擁有，而在於共享。“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不論貴族君王，還是庸常庶民，生命的屬性是相同的，都有獲得生命快樂與幸福的權利。“樂也者，聖人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故“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王者之樂，樂在天下，樂於與民同樂，以天下之樂為樂。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河內] 指黃河以北的今河南省沁陽、濟源一帶，當時是魏國的領土。
[河東] 指黃河以東的今山西省西南部，當時是魏國的領土。
[庠序] 古代地方所設立的學校。
梁惠王說：“為了治理好這個國家，我真是嘔心瀝血了。每次河內發生災荒，我就一邊遷移災民到河東去，一邊調運糧食到河內賑濟災民。河東發生災荒，我也這麼辦。再看看鄰國，沒有哪個國君能像我這樣為百姓操心的。但是鄰國的人口並不減少，而我們魏國的人口也不見增多，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回答說：“大王喜歡打仗，請讓我拿打仗作個比喻。咚咚地擂起戰鼓，刀刃劍鋒一相碰，有士兵丟盔棄甲，拖著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了下來，有的逃了五十步止住了腳。逃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逃了一百步的士兵臨陣脫逃，您認為他嘲笑的對嗎？”
梁惠王說：“不對，逃跑五十步和逃跑一百步都是臨陣脫逃呀！”
孟子說：“大王既然懂得這個道理，就應該明白魏國的百姓為什麼沒有比鄰國多起來。不耽誤百姓的農時，糧食就吃不完；細密的漁網不放入魚塘捕撈，魚鱉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時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糧食和魚鱉吃不完，木材用不完，百姓生老病死也就沒有什麼顧忌了。讓百姓生老病死有保障，這就是王道的開始。五畝大的宅院，房前屋後多種桑樹，五十歲以上的人就能穿上絲綢了；讓雞、豬和狗等禽畜不錯過繁殖的時節，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畝的田地，不要幹擾他們錯過農時，幾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餓肚子了；搞好學校教育，不斷向年輕人宣講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頭發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頭頂著東西趕路了。如果能讓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穿絲綢、吃肥肉，一般的百姓能穿暖、能吃飽，做到了這一步，卻不見天下歸心，那是絕不可能的。富貴人家的豬狗吃著一般百姓吃的糧食，君王卻不知道製止；道路上有餓死的屍體，君王卻不知道開倉賑濟；人餓死了，君王卻說‘這不是我的責任，是收成不好’。這跟把人刺死了，卻說‘不是我殺的人，是兵器殺的’又有什麼兩樣呢。大王請您不要怪罪於年成不好，隻要想方設法讓老百姓衣食無憂，天下的百姓就會投奔到您這兒來了。”
《孟子正義》曰：“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朱子曰：“惠王不能製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製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複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令人感動的牢騷
人們都有快樂，也都有煩憂。平民百姓如此，帝王將相也是這樣。
懷著為國為民的初衷，梁惠王可謂用心良苦，可謂嘔心瀝血，然而總令他不滿意的是“鄰國之民不加少，而寡人之民不加多”。
正是沒有一個好的立國方略，其所作為的，也不過是訪貧問苦的表麵文章。自以為做了很多仁政善舉，其實隻是做了一個臨時性的救災機構所能做而又沒有做得很好的事。因此這是王者的失職。所幸梁惠王還能自省，還能苦苦思索，還有求教賢者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