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以差不多一年的時間采訪“林改”，即集體林權製度改革。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場改革？山區林區的農民說：“集體林就是書記林、幹部林，他們想砍就砍，想賣就賣。”賣木材所得到了哪裏呢？山民有形象的比喻：“賣一根木頭，農民得一個小板凳；賣一根毛竹，農民得一雙筷子。”其餘的呢？全到了官員和商人手中。“林改”最核心的部分是在不改變所有製的前提下，把山林地塊基本平均地分到每一家農戶手中，林業部門除控製采伐數量外概不幹涉，國家發《林權證》，受國家保護。這一年采訪，我得到的最欣慰也最激動人心的體會是山民告訴我的九個字：“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而同為集體所有製的耕地，在地方官員的掌控濫權下，一直為“強拆”“強占”的陰影籠罩而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地安則民安，地不安民何以安？造城運動最深遠的危機，是中國農村農業的萎縮，使城市失去屏障，而耕地的減少直接引發的則是糧食危機。1978年至2012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僅以數量看從3.05億噸增加到5.9億噸，增長93%。進口依存度卻從6.2%增加到12.9%，翻了一番。供給的增長趕不上消費以及奢侈的增長。
“糧食緊平衡是我們現在的狀態”。所謂“緊平衡”其實就是糧食供給的緊張關係，在水稻專家馬榮榮看來，此種脆弱的“緊平衡”，麵對任何風險都將釀成大禍，“例如戰爭、動亂、災難來了，糧食就有困難了。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了。”（《作家文摘》，2013年7月9日第16版）
到了那個時候，人們才會發現房子不能吃，金條不能吃，那新城高樓之下，原先是我們的土地，是農民耕種五穀雜糧的土地。城鎮化被忽略的一種現象是，農村已成為空巢，農村太窮，農民太苦，幾十年未有變化，青壯年農民寧可打工，寧可挖煤，也比種田賺錢！馬榮榮說：“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製的地步。”（《作家文摘》，2013年7月9日第16版）馬先生說的是農業科技人員，另一方麵，作為農業生力軍的青壯年農民，他們的流失而成為農民工，使筆者想到的是：
因為沒有一塊安穩的土地。
因為穀賤傷農的長久貧困。
因為一切向錢看的導引。
中國農民要麼失地，要麼已經不再如我們的祖輩那樣，流連土地了。
農村城鎮化的第一要務是：拯救土地，拯救農村，也就是拯救中國。
造城運動的奇聞，據報載，尚有三則不可不錄：
延安削山造城；
蘭州正在夷平百多座荒山，填平山穀，造蘭州新城；
神農架削平五個山峰建機場……
水啊水：2700多條河流因何消失？
2013年3月26日，國家水利部、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公報》，100平方千米及以上的河流為22909條。相比50年代中科院以1：30萬地形圖的數據估算出來的5萬多條少了2700多條流長100平方千米及以上的河流。
2700多條河流到哪兒去了？因何消失？需知這些河流並非是幾十千米流程的河流，而是100千米及以上的河流，當土地、河流不再眷顧我們，等待著家園命運的又是什麼呢？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給出的答案為：50年代的5萬多條河流是“估算值”（《北京青年報》，2013年3月27日A7版）。後來的解釋除去統計差異外，又歸咎於水土流失和氣候變化。這一解釋有其合理的一麵，尤其是氣候變化對全世界水資源影響的證據，世人皆可看到。但，一切都是因為氣候變化嗎？我們在不同程度上汙染了幾乎所有地表水，乃至局部地區的地下水；工礦企業千方百計地向江河直接排汙，從而毒害大麵積耕地，等等，與氣候變化何幹？這種解釋的不負責任有二：其一對20世紀50年代的普查輕率地以“估算”名之，是對前輩科學家的極不尊重，如要坐實“估算”，則應公開當時普查的資料；其二，它掩蓋並推卸了政府官員治水無方、治理不善的責任。倘要問責就隻能問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