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不僅是位偉大的音樂家，還是一位偉大的領袖和老師，這並未獲得廣泛承認。他將人類的精神從無數瑣碎的枷鎖和傳統中解放出來，他將生命中最為深刻的體驗一一記錄，並將他之前那些時代難以捉摸的情感具象化地表現出來——當然並非百分之百地準確表現。我個人認為從這些方麵來看，貝多芬對我的幫助和啟迪要比莎士比亞多得多：當然，盡管這可能純粹隻是我個人或是偶然的看法，但我提到它是為了說明，歸根結底貝多芬的音樂與現實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羅曼·羅蘭在他精湛的研究中曾將貝多芬的一生和他的音樂的預言性和鼓舞人心的特質剖析得十分透徹。他追溯貝多芬富有悲劇色彩的一生和經曆，在他生命畫上句號的時候，他的精神得以自由永生。他讓人們看到作曲家對民主自由的迫切追求和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是如何結合在一起，而這種結合又是如何將一種奇特的、歡快的情緒滲透充盈到了貝多芬後期的作品中去。綜合所有這些方麵，羅曼?羅蘭將貝多芬視為一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者。
另一方麵，我們的作者運用大量衍生於各種作家和傳記作家的各色風格和細節特征，將貝多芬的一生和他的鮮明性格詳細描繪出來，此舉也成功地讓貝多芬的個性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愛德華·卡朋特
基於羅曼·羅蘭書中的主旨，卡朋特先生慷慨地授權在此插入他個人作品《天使之翼》的部分摘錄。內容如下:
“貝多芬煞費苦心地讓他的表達盡量真實、強烈、天然未經修飾——如同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碧泉一般酣暢淋漓。他離群索居的生活習慣令他能在亂世和濁流中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被主流所誤導；而他過早的失聰（年方28歲）則令這種遺世獨醒的特質更加明顯，他得以無憂無慮地在音樂的海洋中暢遊；瓦格納甚至提到過他的頭骨比常人要略厚（在他去世很久之後鑒定），這表明他的大腦與凡世絕緣。幼年時期的貝多芬就是一個出色的閱讀者。他用他自己獨到的方式豐富滋養他的大腦。與在他之前的音樂家們截然不同的是，他能做到在貴族權貴的勢力麵前堅貞不屈。他拒絕成為一名宮廷小醜，他會衝入他真正的摯友和“資助人”洛布科維茨王子的庭院中，當著所有的侍從和女仆的麵，高喊‘洛布科維茨是蠢驢，洛布科維茨是蠢驢’；他也會因為過分拘禮的房東在每次客人經過樓梯都脫下帽子行禮，而離開簡陋的居所。‘他真是個魔鬼！’（這是當貝多芬到維也納時，赫梅爾、沃格勒、格林柯等人在初次聽到他的即興創作時發表的意見）。在政見方麵，和大多數人一樣，他援引激進主義或稱共和主義的思想和原則作為他的信條；在宗教信仰方麵，雖然貝多芬是個名義上的天主教徒，但他卻十分隨便不拘禮節。他稱得上是一個泛神論者，或是繼埃克哈特與陶勒爾之後的一名神秘主義者。最後或許應該提到的是，雖然貝多芬表現出極其廣泛而強烈的個性和人格，他的才能卻成長得相當遲緩。當23歲的莫紮特已經寫出眾多歌劇、交響樂、合唱曲和彌撒曲等——其中許多樂曲的曲風都已十分完美成熟——貝多芬在同樣的年紀所能展示的天賦和才能卻寥寥無幾。貝多芬的第一部交響曲和他的作品大七重奏一直到他大約27歲的時候才寫成，而貝多芬本人在回顧時也將這兩部作品看作是幼稚的產物；而他一直到32歲才寫出他的第一部偉大的交響曲（《英雄交響曲》）。”
——引自《天使之翼》，第141-142頁。
“貝多芬的出現正值漫長悠久的傳統古典音樂終結的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基石分崩離析迎接新時代的時期，他的偉大在於他將新與舊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他的音樂如史詩般壯烈，也極富戲劇性，而與他的前輩們一樣，他在堅定不移地秉承公認的音樂框架同時也不懈追求著對音樂的延伸和發展；和後繼者一樣，他的音樂極富抒情色彩，並且將他自己豐富多姿的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正因如此，他和那些最傑出的藝術家們一樣，與其說他們打破了出生以來的傳統，不如說他們變革了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