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雲華小說中的神巫敘事引發了我對小說創作紀實與虛構、民族性與世界性關係的思考。無數的中國作家曾步其西方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後塵，以先鋒文學的敘事技巧反映本土文化的精神內核，成功者甚眾，也有部分作家因無法深入民族精神的神髓，而停留在敘事形式的表層。饒雲華小說中對祭祀場景的描述並非以獵奇的眼光對民族風情作平麵化展覽，而是力圖通過對場景的展示極力營造一種魔幻、混沌與迷狂夾雜相生的神秘氛圍，以此構成小說敘事的主要背景。如《蠱婆阿秀》中：“當蠱魂的身姿變形成欲飛之勢即將離去時，朵覡們搖響了法鈴，敲響了法鑼，並跳躍著，舞蹈著，嗚哦哇嗚哦哇地呐喊著催促著蠱魂離開。與此同時，殺牲手們牽著九隻雪白的綿羊紛紛出場，嘭嘭嘭一陣亂響，綿羊摔死在了法場。伴隨著綿羊死去，法場中走出了九隻雪白的羊魂，羊魂們咩咩歡叫著向晴空裏的雲朵飄去，與越來越多的雲彩融為一體，飄蕩在天空。朵覡們仰望著潔白的雲彩頌經說：多好的羊群啊，那是人間奉獻給您的。蠱魂啊蠱魂，人間不是您呆的地方，您就趕著這些可愛的羊群離去吧……”這樣的描寫，極具現場感，反映出彝族人特有的鬼魂觀和生死觀，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的集中呈現。在《畢摩往事》中，作者以插敘的手法，通過“我”對“阿爺”往事的虛構性敘述，與現實構成一條家族曆史的變遷鏈條，借“阿爺”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曆，回顧上世紀風雲激蕩的農村社會革命，以及在“革命”中表現出來的比“鬼”更可怖的醜惡人性。小說中的“姑娘房”是滇中地區特有的民族風情，而對人血咒白布經書、誦經招魂儀式等的描述，展示出這塊土地上人神共居、神魔共舞的特性，魔幻色彩濃重，追根溯源，卻又是完全紮根於現實土壤之中的創作。這種從民間藝術中提取元素，借現代小說敘事手法表現民族心理的創作路徑，藝術個性獨特，體現出文學的超越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