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個子很高、英語不夠流利的人摘下了老花鏡站起來發言：“本人認為，首先，人類的確可通過自然方式，如通過大氣途徑導致炭疽病，但病例極其罕見，除非是非自主地或偶然地在大氣中散布。”這位醫學家在說到“非自主地或偶然地”幾個副詞時，其聲調足以振聾發聵，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第二，狗與貓雖然對炭疽病有抵抗力，然而也能成為帶菌動物傳播給人，但必須有一接觸形式，而前蘇聯的情況不像。第三，如果出現在前蘇聯的這次瘟疫的的確確是肺炭疽病，那就隻能用空中有一巨大的傳染源來解釋。”大家聽了他的發言，都會意地點著頭。
那位國防部上校更覺得言之有理。
這時，一個自稱是猶太人的曆史學者慢條斯理地站起來發言。聽慣了自然科學家發言的聽眾，這時都想聽聽曆史學家的意見。他說道：“前蘇聯塔斯社宣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附近有炭疽病流行，並說那是一個世紀以來，一直受到牲畜流行病威脅的地區。我作為一個曆史學者，不禁要問，如果真是那樣，為什麼沒有采取預防措施？今天某些預防藥並不難得，一有病人很容易治理，而且收效很快。難道前蘇聯缺醫少藥嗎？不！前蘇聯政府戰後幾次宣布醫藥降價，因此，此解釋站不住腳。”“烏拉爾地區自然流行炭疽病的說法也不令人信服。”這位曆史學者拿起一本紫色的硬皮厚書，繼續講了起來，“其實，前蘇聯早已將炭疽病滅絕了。在上世紀初，這種病確實威脅過這一地區，那時正值日俄戰爭，這本書就記載了俄國500名士兵因患此病而死亡的史實。1914年以前，共有8000人死於炭疽病。俄國十月革命後，便很少有這種病例的報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多年，隻發生過6起，死亡64人。自1945年起，前蘇聯再也沒有報告過此類事件。”
會議又討論了一些枝節問題，發生了一些爭論，但結論都十分一致，這裏有細菌戰問題，即違反日內瓦協定的問題。
在現代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肯承認自己違反國際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在大規模進行化學戰之前，總是首先控告對方使用化學武器。日本在種種鐵證麵前，也不願承認自己的生化戰罪行。前蘇聯關於烏拉爾事件的遮遮掩掩，也是在否認自己的生物戰研究行為，不承認國際上的指控。
輿論普遍認為，前蘇聯烏拉爾山麓東南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郊，一個受美國衛星監視的地方，正是事故發生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前蘇聯的保密科研機構，其內部名稱是“微生物與病毒研究所”，其公開代號是“第十九號軍事單位”。專家們確認這個單位在1979年4月，正當研製生物戰所用炭疽杆菌孢子時，加壓係統發生故障，引起爆炸。炭疽杆菌大量逸出，其後的一切現象都與這一結論有關。這一結論最後還是得到官方的證實，有上千名人員因患肺炭疽病而死亡，單位領導受到了嚴厲的處分。
前蘇聯早在1925年就開始對生物戰發生興趣，在莫斯科成立了生物戰試驗室，以後掛牌為獸醫研究所作掩護，地址也遷到一個島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將這個發展了近20年的絕密單位遷到烏拉爾以東。類似的機構，前蘇聯還有8個，分別設在加裏寧和新西伯利亞斯克等地。烏拉爾事件並不是唯一的一次事故。不管什麼國家，不管其操作規程多麼嚴格，隻要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試驗和生產，就可能會有一些這樣或那樣的事故發生，就會給人的生命財產帶來損失，這似乎成為一種規律。就在前蘇聯政府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人民驚魂未定之時，前蘇聯的生物戰機構又為他們增添了煩惱。
大家知道，蚊蠅蚤虱是進行傳統生物戰的四員幹將，進行細菌戰大都離不開它們。但是高科技生物學的進展，使前蘇聯一方麵著手研究炭疽杆菌致命武器，另一方麵，生物戰專家發現了這些比較低級的動物在實戰中存在許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它們不夠主動，已不是現代生物戰的理想傳媒。
為了尋求更主動、更靈活的傳播媒介，前蘇聯著手研究使用鳥類、飛禽作為載體，用這些較高級的動物去傳播細菌、生物戰劑，認為它們會更為主動。經過研究、篩選，發現候鳥或定期遷徙的禽鳥具有更大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