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麵，比心理分析學更令我折服的是，與有些人引以為精神食糧的那種戀父情結相關聯的不是那無辜的父親，而是父親的猶太屬性。離開了猶太屬性，多半會受到父親們含糊的首肯（這種含糊是令人氣惱的），這是大多數開始以德語寫作的人所希望的，他們想要如此，但他們的後腿仍然粘接在父親的猶太屬性上，而前腿又探不到新的地麵。對此的絕望成了他們靈感的來源。”（見《卡夫卡集》 《致馬克斯·勃羅德》 第451-452頁 上海遠東出版社）
從最後一段的思考來看，卡夫卡從“猶太屬性”的層麵上思索了戀父情結，我們也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待他與他一生的對手——他的父親赫爾曼之間的關係。
這年的8月，盡管病情依舊沒有得到本質性的改善，卡夫卡還是回到了布拉格，繼續上班，繼續劇烈地咳嗽、發高燒和出虛汗。令卡夫卡和家人都感到寬慰的是，他那個一直和他不和的專製暴君，他的作為中產階級資本家的父親，逐漸開始關心起兒子的健康來，並經常要求兒子接受醫生的檢查。而在一次檢查中，卡夫卡再次感染了嚴重的雙側肺炎。盡管他和他的醫生曾經去斯平德勒米爾山區療養院療養了四周，但肺結核和肺炎已經征服了他的肺部，他表現出的平靜自有其努力戰爭病魔的信心和決心，同時也有清醒和清醒之後的絕望，而絕望，正是卡夫卡以為的獨特性。
從1922年3月之後，卡夫卡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而這段時間裏，他又馬不停蹄地繼續寫作《城堡》，而布拉格陰暗潮濕的氣息一直彌漫著他的周身，這個“帶爪子的小母親”，用它的爪子緊緊地抓住了卡夫卡，使他終生“屈服”於它的爪子之下。沒過多久，卡夫卡不得不再次去醫院就診，醫生診斷後得出的結論是：他已經徹底喪失了工作能力。受到沉重打擊的卡夫卡隨即向公司提出暫時退休的申請，並在這年的7月初被批準，這就意味著從此以後，卡夫卡隻能領取他以前工資一半還不到的退休金。這對於病痛中的卡夫卡，無疑是雪上加霜。這段時期，他都和他的妹妹奧特拉及其家人在普拉納生活，繼續寫作《城堡》。也是在普拉納，他給好友馬克斯·勃羅德寫了一封長信，對自己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意識到，自己已經病入膏肓，自己的人生曆程就要結束了。這年的8月底，他放棄了繼續寫作《城堡》的念頭（這肯定是卡夫卡創作生涯中最無奈，最遺憾和最痛苦的決定），並在9月18日這天回到了布拉格，住在父母和妹妹奧特拉的身邊，繼續其他作品的創作。但隨之而來的極為嚴重的腸道感染不得不使他終止寫作，臥床休息。就是在這次病重中，他再次給好友馬克斯·勃羅德寫信，其實是立了一份新的遺囑，而之前他曾經以遺囑的方式告訴過勃羅德如何在他死後處理他的作品。
“弗蘭茨·卡夫卡的遺稿中沒有遺囑。在他的寫字台上的許多字條下麵壓著一張折疊好的，用墨水寫的紙條，寫明了是給我的。這張紙條內容如下：
“最親愛的馬克斯，我最後的請求是：我遺留的一切（在書箱裏、五鬥櫃中、寫字台內、在家裏或辦公室裏，或被弄到其他什麼地方並引起你注意的）日記、手稿、書信、別人的和自己的、圖畫及其他，毫無保留地、不加閱讀地予以焚毀，還有你或其他人手頭上一切寫的和畫的，在別人手頭的你應以我的名義索回。人們不願意交給你的信，至少要他們保證自己燒掉。
你的 弗蘭茨·卡夫卡
“經仔細尋找，又發現了一張用鉛筆寫的、已經發黃的、顯然時間更久的紙頭。上麵說：
“親愛的馬克斯：
“也許我這次再也站不起來了，在肺病引起發燒一個月後出現肺炎的可能性是夠大的，甚至我將這話寫下來也不能將它攆走，盡管寫下來是有一定威力的。
“因此，有必要在這裏表達我關於處理我所寫的一切東西的最後的願望：
“我所寫的一切隻有印成書的有效：《判決》、《司爐》、《變形記》、《在流刑營》、《鄉村醫生》和故事《饑餓藝術家》（那幾本《觀察》可以保留，我不願麻煩任何人花費力氣將它們搗爛成紙漿，但是不可將任何作品重新付印）。我說那五本書和那篇故事有效，並不是說，我希望重印並留傳後世。恰恰相反，如果他們完全遺失了，倒正合我的本意。由於它們已經存在，我不想阻止任何有興趣得到它們的人得到它們。
“與此相反，凡是我所寫的其他一切（在雜誌中刊印的、手稿或書信），隻要力之可及，或通過向收信人請求能夠得到（大多數收信人你都認識……那兒的那幾個本子），毫無例外地——所有這一切都毫無例外地、最好不加閱讀（當然我不拒絕你翻閱，不過最好別這麼做，無論如何不能讓別人翻閱）——所有這一切必須毫無例外地燒毀，我請求你盡快去做。
弗蘭茨
（約寫於1921年與1922年間）”（見《卡夫卡集》《致馬克斯·勃羅德》第453-454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1923年的春天來臨。繼腸道感染之後，嚴重的失眠又無情地襲擊了卡夫卡，即使服用了大量安眠藥，也無濟於事，而以前，他卻拒絕服用這種藥物。在這年的夏天，他結識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女人多拉。但這並沒有能從肉體上拯救卡夫卡，盡管他用了最大的熱情和力量，盡情地享受著生命最後時光中的這段美妙的愛情，確實，他和多拉在柏林的愛情生活是甜蜜的，他的女人緣再次使他獲得了無比的快活和喜悅，但他隻能長時間待在床上，生命已經開始一點一點地離開他的軀體。
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次月被送進維也納森林療養院。但是，即使維也納綠色的森林和較好的療養條件也沒有使他身體獲得根本性的好處，相反，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結核病菌已經從肺部蔓延到喉頭，即喉頭結核，直接導致他在持續的高燒、不間斷的咳嗽和嗓子紅腫的同時，無法進食，甚至連說話也成了問題，隻能開注射麻醉劑和液體維持生命。雖然5月初“回光返照”般的喉頭結核“好轉”，但他打算與多拉結婚的事被多拉父親一口拒絕之後，他遭到的重大打擊，並不亞於疾病。
“5月初，醫生認為他喉頭的症狀有好轉的趨勢。卡夫卡高興得哭起來，他一再地擁抱多拉，說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射幹貨，期盼康複。他向多拉求婚了，並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答應女兒嫁給他——一個‘悔過的猶太人’，一個‘回頭的浪子’，一個希望贖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親則本著自己的反感和猶太教的正統精神予以否定。
“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親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絕望的苦笑。結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預料過，但仍給他最後的打擊。那一天，布洛德最後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訴他說，好像，夜夜都有隻貓頭鷹停駐在卡夫卡的窗前。”（以上兩則引文見林和生著 《地獄裏的溫柔 卡夫卡》 第29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這是一個不祥的征兆，是多拉內心極度不安和痛苦的寫照。卡夫卡真的步入了他生命的盡頭。
1924年5月12日，卡夫卡動用了全部的力氣和能量，最後校對了自選小說集《饑餓藝術家》的清樣後，禁不住潸然淚下……
1924年6月3日，41歲的卡夫卡病逝。
之前，卡夫卡被注射了一針嗎啡，後來，又注射了一針安眠藥。注射嗎啡是在1920年的某一天，卡夫卡與一個猶太朋友約定的，這個朋友叫克洛施托克，這天，他遵守承諾，親自將嗎啡注射進了卡夫卡體內。
“他在一陣昏睡後醒來，用盡全身力氣扯掉身上的各種管子：‘別再折磨我了，幹嗎還要延長？’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撿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對他說：‘別走開！’‘好，我不走開。’
“‘可我卻要走了。’”（同上）
維也納，見證了卡夫卡離別人世的那一刻，卡夫卡至少在死亡這一刻“逃離”了那個“帶爪子的小母親”的布拉格，盡管他死後，遺體被運回了布拉格，並在6月11日被葬在施特拉施尼猶太人公墓，多拉最後送了他一程。但實際上，他的命運、靈魂、精神和軀體，最終都沒有逃脫布拉格，他依舊是那個生活在陰暗的布拉格老城中的又高又瘦的猶太人——弗蘭茨·卡夫卡。
2010年1月21日淩晨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