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大學畢業之後，曾在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工作了十餘年，我一直參與了企業改製工作，需不斷查閱近代股份製企業的章程以及上市公司的一些史料，當時極為震驚，對近代企業的正規化運作十分訝異，甚至發現現在的企業章程隻是近代的白話文之“翻譯”，猶如中學功課中的“古譯今”，某些方麵還不如近代的，特別是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原則和懲罰措施。所謂的“公司法”，離開了硬性的規定和懲罰性的條文，僅靠不痛不癢的文字描述和失之於寬的懲罰，這樣的“法”自然留有可鑽的空子，抑或可以逃避懲罰的空間，法難成法，可以斷定。盡管後來的“公司法”幾經修訂完善，上市公司的章程在“公司法”的規範下有所約束，但信息不公開、懲罰不到位，立法不嚴密，有法難執行，自然就會導致上市就是圈錢、博弈就是賭博、炒股就是被套的局麵，也使企業無視市場信譽和股民權益，肆意妄為，僅有“公司法”或章程之類，能抵何用？悲觀一點地說，現在的資本市場要達到近代的整治水平，恐怕還有一截路要走。
錢穆先生有一種劃分，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那就是“法術”與“製度”。在他看來，中國的傳統治理多“法術”而少“製度”，為私利或某一集團利益而製訂的法規條約，則是“法術”，雖可延續，然留有後遺症，執行尤難，必然失敗。以天下為公為宗旨而建立起來的才是“製度”，可以續之永遠；中國傳統治理“製度”並非全是糟粕，很多可以進行“改造”，不離其本，卻能適用。“良法”美意，貴在法正，應有傳統文化的沿澱和曆史經驗的積累，若僅是照搬西方法律，要麼是東西難容，要麼就是辭不達義，玩文字遊戲，則離“良法”更遠。
自清末詔書憲改始到現在，真是幾經波折，無數坎坷，單就一部憲法，其製訂、完善和執行足夠寫一本厚厚的曆史書。稍懂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廢除科舉和預備立憲加速了清朝的崩潰，其間“君主立憲”隻是鞏固滿清集團利益的“法術”和文人的筆法，到底還是不適合國情，也挽救不了清朝，及至袁世凱當政，妄圖“借屍還魂”而稱帝，已是窮途末路，自然會倒塌傾圯。倒是孫中山先生繼承傳統，借鑒西方，創立的“五權憲法”，應該說真正了上升到“製度”建設的層麵，出乎公心，以“三民主義”統領，據實而發。1920年，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曾提及與法學大家王寵惠的一段秩事，說：“1904年我和王寵惠在紐約曾談到五權憲法，他很讚成。後來他到耶魯大學專攻法律，反疑惑起來，說這五權分立，各國的法律都沒有這樣辦法，恐怕不行。這也奇怪，中國固有的法製，他倒拋荒。他起初讚成，學了法律反而不讚成，足見他的思想為一方麵所錮蔽，能融通、了悟實在難得！”1939年王寵惠本人也在一次演講中說：“總理在世時，本人對於五權憲法之問題，曾相與反複討論，至再至三。其時，總理尚未公開為有係統之說明，而在本人方麵，當時則有‘不了解而了解’，‘了解而不了解’之感想。信乎，知之維艱。”到1946年12月25日，民國時期最為完整的一部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通過，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思想終於在“憲法”中得到完整的體現。同日，王寵惠就憲法要點發表書麵談話，稱這部“憲法”是具有特性的民主憲法，並對“憲法”的執行提出了他的希望，他表示：“憲法的順利運行，不盡在其條文之完善，而更有賴於政府和人民遵行憲法的民主精神，故吾人不僅應檢討憲法之條文，而更應修養守憲之風度。”
確實，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更有賴於政府和人民遵行憲法的民主精神”。這麼多年的憲政民主討論，如何又如何，大家還是需“守憲”，“守憲”即民主。反之，是否可以說“違憲”即不民主呢，甚或專製呢？從清末到民國這麼一段不太長的曆史經驗來看，“違憲”必然導致法製紊亂，民主困頓，社會動蕩，必然會導致人治大於法治，雖有“良法”，難致美意，此言應是不虛的。若套用錢穆先生的話來說，“憲法”非“法術”，根本不是私利或某一集團的利益之法律維護，而是“製度”，是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維護，不僅需要人民“守憲”，政府更應“守憲”。若明確這一點，那些把憲政民主討論引入與西方的各種比較，其實是多此一舉，各國有各國的曆史、文化和國情，宗旨明了，“守憲”的主體、程序、方式明了，過多地去做學術上的攀比、判別，反倒是文人筆法了，找些事來做，有混淆視聽的嫌疑。
如果說，現代化就是市場化、法製化，那麼法製化的基礎就該是“更有賴於政府和人民遵行憲法的民主精神”、“更應修養守憲之風度”。歸根結蒂，現代化就是要民富國強、使國家和人民都有尊嚴，且人、自然、國家三者和諧永續。真如此，這樣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必能實現大家期待的願景。以古鑒今，用近代以來的憲政改革的經驗以裨時下，或當有益。故此，將《書屋》之前這類文章予以輯錄，成一冊，企圖“修養”“風度”的。
劉文華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