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成為不了耀眼的明星，你也會希冀自己如流星般閃過；即便再平凡和渺小，你也會想要證明自己的存在。
可偏偏就有那麼些人，明明才華橫溢，明明是璀璨的星辰，卻甘願消失蹤跡、默默無聞地為了祖國科學事業奉獻一生。“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正是其中的一個。
王淦昌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1930年前往德國柏林大學留學，1934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授。1956年，王淦昌受國家委派赴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間，王淦昌是這群科學工作者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但他堅持不懈地研究，在世界上第一個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成為國際上非常知名的學者。
1960年底，王淦昌收到國家通知他“放棄手中的工作，馬上回國受領新的任務”的絕密電報。於是，他立刻離開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悄然回國了。
當時有一種說法，如果王淦昌沒有回國，有可能會拿到諾貝爾獎。可是，國家將他調回，想讓他從事原子彈的研究。
王淦昌毫不猶豫地服從了國家的安排，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回國不久後，在辦公大樓裏，王淦昌就接受了上級領導的秘密談話，在場的還有科學家錢三強。上級要求他3天之內到核武器研究所報到。這個決定對王淦昌來說，就是要他從熟悉的並且已經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礎研究工作，轉向他不熟悉的應用性工作。
王淦昌當下就說了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
從此，他從家人身邊消失，隱姓埋名，在西北邊陲默默地為中國核武器研究奮鬥了16年。
那時候，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剛剛開始建設，各方麵條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2500～45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氣壓低，年輕人走路快了都喘粗氣。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王淦昌仍堅持深入車間、實驗室和試驗場地，去了解情況，指導工作。
西北的夜晚風沙極大，溫度也極低，基地的實驗室裏卻是燈火通明，工作的氛圍溫暖如春。
“怎麼樣了？這個數據準確嗎？”王淦昌走到一個技術員身邊，俯身詢問。
“您看看。”年輕的技術員興奮地將測算結果交給王淦昌。
“嗯。”王淦昌滿意地點點頭，但又懇切地看著他，“千萬要仔細，不可大意。再檢查一下，我們再來討論研究。”
王淦昌坐下來興致勃勃地和科學家們討論問題。談到忘我的時候，都不知道時間的流逝，直到有人肚子不爭氣地叫了起來。
王淦昌便哈哈一笑，說：“我的也在抗議了，來，咱們該加餐了。”
那個時候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遠在戈壁的核武器研究所的廣大科技人員也過著忍饑挨餓、身體水腫的艱苦日子。他們隻能倒點醬油衝一碗湯，或者挖一勺黃色古巴糖，衝一杯糖水。“加餐”後立刻又埋頭科研工作。
王淦昌對每項技術、每個數據、每次實驗的準備工作，都一絲不苟，嚴格把關，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大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和特種炸藥車間相繼建立。王淦昌和所有科研人員一起埋頭鑽研，孜孜不倦。各項理論研究和實際試驗工作都在熱火朝天、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最終使我國的核武器科研事業攀上了世界科技高峰。
王淦昌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祖國。早在抗日戰爭爆發時，他為了支援抗戰，把結婚時的金銀首飾和家裏積攢多年的銀圓都捐獻了；在莫斯科工作4年離開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時候，又將節衣縮食積存下來的14萬盧布交給中國駐蘇聯大使館；1982年，則將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所得的3000元獎金全部捐贈給原子能研究所職工子弟中學。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淦昌奮力攀登，取得了多項令世界矚目的科學成就。但再多的成就，也裝不滿他那顆為國為民的科學奉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