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祖光
具有少許中國古典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城北徐公是距今兩千多年以前、戰國時代的齊國美男子。現在站在我們麵前的徐城北可以想見當年父母為他錫以嘉名時對孩子的高度器重。而今天從城北在祖國傳統戲曲、尤其是京劇方麵的研究探討獲致的成就看來，他沒有辜負父母對他的期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城北徐公式的美男子。
徐城北係出名門，父親徐盈、母親彭子岡都是從三十年代開始在中國新聞界叱吒風雲的傑出戰士，徐盈學識淵博，氣度恢弘，是《大公報》同人一致尊崇的徐大哥；彭子岡機敏精銳，膽識過人，更是當代女記者中之翹楚，尤其她那不畏權勢、耿直潑辣的作風更為士林所稱道。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個性和風格，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957年那場政治迫害中兩夫妻雙雙成為“右派”，和我一家同樣命運。
1961年我從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服勞役三年後回到北京，老老實實地服從組織分配參加了京劇劇本的寫作。約在1963年前後，子岡把她的兒子城北介紹給我，說他有誌於京劇的寫作。雖然我不具備作為一個老師的條件，但是我完全知道並理解身為“右派”子女當時的學習與就業之艱難，因此我是誠摯而又熱情地接待他的。他的相貌，講話有些口吃及神情都酷似他的父親徐盈，使我更加產生一種物傷其類的親切感。他那時比起現在的口若懸河較為內向，不太多發問，隻是常常索看我的手稿，尤其我在寫唱詞時習慣在紙片上一遍遍地反複修改，這樣的單頁紙片他也借去，過一陣再還給我。他就是這樣地下私功、用心思的，使我常常為此而感動；我想，那時他大概還不到二十歲。
由於父母的“政治”問題而禍延子女親屬，生當斯世，我深有體會。我知道青年的徐城北苦難備嚐，很長時間在北京城裏找不到一個落腳棲身之處，最後還是由於父母早年名記者的影響，由一位當權的高層人物把孩子送到新疆的塔裏木河墾區去接受艱苦生活的磨煉。當然，同是邊陲的嚴寒風雪，城北的身份和我不同，我是“待罪之身”，而他是“革命青年”，他沒有受到我在北大荒時所承擔的政治壓力，他的收獲自是比我大得多。後來我讀到他在塔裏木河吟成的詩稿，富有生活情趣，又有思想深度，也有運用詞語的技巧。他沒有受到全麵、完整、係統的大學教育而達到這樣的高度水平，看來這裏麵有著天賦才能、生活經曆、父母輩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勤奮和努力。
幾年以後，城北終於得到了接近於自己理想的工作崗位，擔任了中國京劇院的編劇，這裏麵可能有我向故去的範鈞宏先生和現任京劇院長呂瑞明的推薦。我深深為此而感到高興，但高興之中也不無失望，失望的是這麼多年以來，中國京劇院的新排劇目當中竟沒有一個劇目出於徐城北之手，因為我一直相信他是能夠寫出好劇本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