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時期（1902～1924）年
1902年，入私塾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到池塘學會了遊泳。
1910年，入湘鄉東山學校學習，立言：“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開始接受體操課訓練，自覺跑步、爬東台山健身。課餘喜歡和同學一道打秋千、跳格子。思想上接受了梁啟超從“變化民質”入手來尋求社會改革的途徑。
1911年春，考入湘鄉駐省中學（湘鄉一中），從《民立報》知悉了黃興在廣州起事，全國震動。黃興“不識地理無以知天下，不習體操無以救國。”為革命而教體育的思想產生了影響。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當時18歲的學生毛澤東，參加長沙新軍訓練、身體瘦弱，繁重的軍事操練和軍營勤務鑄就他對艱苦和意誌、體質與軍事素質的雙重感受。僅僅半年的兵營生活，他已經把當時軍隊裏那套基本訓練搞得很熟練了，一些軍勤事務也做成了習慣，他不但學會了軍事技術，也增強了體質。
1912年秋，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學（長沙市一中），自修了大量的中外書籍，對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著作接受了係統的啟蒙教育，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引發了他對人的體質發展的研究。
1913年春，他以梁啟超的“以教育為主腦”立意下筆考入五年製的笫四師範學習，後合並一師。倡導和研究體育。
1915年4月5日，向楊昌濟談自己的家世和經曆。楊昌濟聽後，對毛澤東給以鼓勵，寄予期望。他在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曆也。”後來的師生接觸中，楊昌濟經常實行的“冷水浴”、“廢止朝食”、“靜坐”的三種健身方法。
1915年5月7日，為揭露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修正案，一師學生集資編印了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幾篇文章和資料，題為《明恥篇》。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和資料，並作批注，在封麵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1915年5月23日，為悼念湖南一師同班同學易昌陶書寫挽聯：為何死了七位同學，隻因不習十分間操。
1915年11月，被選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友會文牘，負責起草報告，造具表冊和會議速記。學友會的宗旨是：“砥礪道德，研究教育，增進學識，養成職業，鍛煉身體，聯絡感情”。這一職務毛澤東連任四屆，直到1917年10月。
1916年7月25日，再次致信蕭子升，談湖南問題及國際局勢。信中談到日俄簽訂侵犯中國主權的密約，提出要認真對付日本的侵略，注意“東事”。日本“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裏而屈於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駸駸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1916年暑假，步行到長沙縣東鄉板倉楊昌濟家訪問，同楊昌濟討論學術問題和社會問題。以很大的興趣瀏覽楊昌濟的藏書，特別是新書和報刊。從楊昌濟談話中得知，離板倉四十多裏的高橋塘衝，有一位留學日本的體育運動的愛好者和倡導者柳午亭（柳直荀的父親），隨後便專程訪問。稱讚柳午亭在體育的研究和實踐上，有較高的造詣，許多地方值得效法。
1916年秋，一師奉令實施“軍國民教育”，組織學生課外誌願軍，“以激發愛國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軍事學術”。全校編為一個營。毛澤東任第一連直屬連部上士，除接受軍訓外，還負責傳遞上級命令，擔任本連一切文牘事務。
1916年12月9日，致信黎錦熙。信中說，古稱智、仁、勇為三達德，現今的教育學者進而提出德、智、體三言。“誠以德智所寄，不外於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則隨之而隳矣”。現在認識到體魄和精神不能兩全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心身可以並完”。說自己身體不強，近因運動之故，受益頗多，“至弱之人可以進於至強”。在致黎錦熙的信中，也批評了黎的身體狀況：“兄之德智美矣，惟身體一層，不免少缺。”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十分重視鍛煉身體，依季節的變化，進行冷水浴、日光浴、風浴、雨浴、遊泳、登山、露宿、長途步行和體操、拳術等各種體育活動。認為這些方法，既鍛煉身體，也鍛煉意誌。他曾在日記本上寫道：“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畫生”筆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發表《體育之研究》。文章詳述體育運動的意義、作用和方法。關於體育同增強民族體質、保衛國家的關係，說：“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夫命中致遠，外部之事，結果之事也。體力充實，內部之事，原因之事也。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於命中，何有於致遠？堅實在於鍛煉，鍛煉在於自覺”。關於體育同德育、智育的關係，文章中說，體育對於我們“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身體是“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小學應當專門注重身體的發育，中學和中學以上應當德、智、體三育並重。文章批評當時學校課程繁多而又不重視體育，說“吾國學製，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猶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文章推崇清初顏元、李塨的“文而兼武”的思想，讚同“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文章論述身體強弱的轉化，說“人之身蓋日日變易者：新陳代謝之作用不絕行於各部組織之間，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聰可以聰，雖六七十之人猶有改易官骸之效”。生而強者，如果“濫用其強，不戒於種種嗜欲，以漸戕賊其身”，終會強而轉為弱。而弱者，如果“深戒嗜欲”，“勤自鍛煉”，久而久之也會變為強者。“總之，勤體育則強筋骨，強筋骨則體質可變，弱可轉強，身心可以並完。”文章認為體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強意誌”。“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為，若耐久，皆意誌之事。”“意誌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文章還介紹自編的一套“六段體操”。
1917年6月，一師開展考查學生德、智、體優秀的“人物互選”活動。全校11個班400多人參加選舉，選出34名。毛澤東得票最多，按考察內容獨得6項。這6項是：敦品（如敦廉恥，尚氣節，慎交遊，屏外誘）、自治（如守秩序，重禮節，慎言笑）、膽識（如冒險進取，警備非常）、文學（如長於國文詞章）、才具（如應變有方，辦事精細）、言語（如長於演講、論辯應對）。優秀，其中，言語、敦品兩項得票數第一，膽識項得票為他所獨有。
1917年7月中旬～8月16日，同蕭子升步行漫遊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曆時1個月，行程九百餘裏。這次長途旅行，未帶一文錢，用遊學的方法或寫些對聯送人以解決食宿。
1917年，在閱讀《倫理學原理》期間，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楊昌濟的讚揚，得100分。9月16日，與同學張昆弟等到湘潭昭山遊覽，夜宿昭山寺。交談中，毛澤東說，“人之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難成者”。張昆弟對毛澤東的“心力說”甚為讚成。
1917年9月22日，下午與張昆弟到湘江遊泳。當晚同宿蔡和森家，夜談很久。23日，清晨同蔡和森、張昆弟遊嶽麓山，沿山脊而行，至嶽麓書院下山。時值“涼風大發，空氣清爽”，“胸襟洞徹，曠然有遠俗之慨”。
1917年10月8日，當選為一師學友會總務（負總責）兼教育研究部部長，任期至次年五月。13日，召開學友會大會，到會62人，討論各項會務。14日，召開各部部長會議。會後，毛澤東積極組織各種課餘的學術和體育活動。
1917年11月15日，北洋軍閥段祺瑞辭國務總理職。湘督傅良佐同省長周肇祥自長沙出逃。17日，湘粵桂聯軍與北軍王汝賢、範國章部在湘潭接戰。在南北軍閥混戰，北軍敗走，南軍未到長沙之際，北軍潰軍王汝賢部在第一師範附近徘徊。這時，毛澤東以學友會總務的名義，把學生誌願軍組織起來，布防學校周圍山頭。當潰軍向北移動時，聯絡警察分所，利用他們的真槍射擊，誌願軍放鞭炮助威，高喊“繳槍沒事！”潰軍不知虛實，驚慌失措，紛紛繳械，由商會出錢遣散。全校師生議論說，“毛澤東渾身都是膽”。
1917年冬，步行到瀏陽縣文家市鐵爐衝陳讚周同學家探望，晚上同附近農民談心，宣傳種果樹，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前人栽樹後人食果，並動手在鐵爐衝栽了幾棵板栗樹。
1918年春，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嶽陽、平江、瀏陽幾縣，遊曆半個多月，了解社會情況，讀“無字書”。路上還詳細商談組織新民學會問題。
1918年4月28日，南軍馬濟部攻占湖南醴陵。南北軍在醴陵一帶進行拉鋸戰。毛澤東組織以學生誌願軍為基礎的警備隊，並任隊長，帶領同學們護衛學校。
1919年1月，在京成立哲學研究會會中結交北大校長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學者。
1921年7月1日，參加黨的一大，回到長沙後，仍在第一師範附小作主事，這年秋天，毛澤東提議組織了一個以休息娛樂為主要內容，兼進行革命活動的星期同樂會。
二、中年時期（1924～1942）年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26年8月，毛澤東在湖南從事農運，途經湘江邊，眺望橘子洲頭，寫下了《沁園春·長沙》，回想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之情。
1927年3月，毛澤東根據自己在湖南32天的農運考察，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8年1月，毛澤東在遂川縣城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前敵委員會、遂川縣委員會和萬安縣委員會聯席會議，對幾個月來開展遊擊戰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提出了“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的原則。
1929年4月5日，以毛澤東和朱德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共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將紅軍遊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正式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來信”）中，第一次將其稱為“十六字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