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大學的管理中，好校長的出現雖然是人人期待，但更重要的則是我們要建立一個“好校長輩出”的管理機製。雖然蔡元培、竺可楨們都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難得的優秀校長，但是，他們對大學的管理畢竟屬於“人治”，靠他們個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極其脆弱的。
所以，對於一所大學來說，校長是重要的，但校長又是靠不住的。
四、他山之石
據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田長霖介紹，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會的權力是非常大的，整個學校的學術政策和規劃全部指派給教授會，“校長、副校長、院長、副院長、係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會的委托，執行教授會製定的學術方針和規劃，去做行政方麵的推動和執行”。教授會由學校的全體教授組成，由於人多，不可能有效地執行、運用權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員會，各委員會的成員由委員委員會指派。
委員委員會相當於常務委員會，大約有六七個成員，這六七個成員是從全校教授中普選出來的。每個委員會有五至十五位成員，權力非常大，比如經費預算委員會可以決定哪一個係給多少教授名額，科研委員會負責校內科研經費分配，教學委員會負責全校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安排、學時學分分配，學術規劃委員會負責整個學校、學院、係的發展方向規劃，學校的行政係統無權幹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係裏提出來的，也必須由教授委員會裁定。教授會製定整個學術方針、規劃政策及評聘任命教師，行政機構中的校長隻有3％的決定權。教授會和校長行政係統是兩個永遠相互鬥爭、相互製約的機構。
田長霖認為，這兩個係統非常好，是該校成功的一個方麵，他說：“學校應該聽取多種不同的聲音。過去我是教授會的主要成員，在教授會的時候我一直說我們校長、副校長的缺點，說他們脫離群眾。一旦我做了副校長，比較了解校長、副校長的困難和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我反而去和教授會吵，說他們根本就不懂，後來我不做副校長，又回教授會，我又開始批評校長。現在我做了校長，教授會也在批評我。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都應有一個很寬宏的胸懷，善於聽取不同的聲音。聽學生、聽教授、聽各種職員的不同聲音，而且去改進我們的工作，絕對不要給別人穿小鞋，去報複人家，這些都是很不好的。”@
五、讀史明“治”
回顧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曆史，有些東西，直到今天仍不過時，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視文理滲透、改年級製為選科製的思想與實踐，梅貽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與實踐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奮鬥目標。而“教授治校”在舊時的北大和清華即已發展得較為完善，而且在兩校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史上，最早提出並實踐教授治校主張的當屬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發現，德國的大學管理十分民主。校長和各科學長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選，校長由各科教授按年輪流擔任，全校從不會因為沒有校長而出現問題。因此，他回國後，極力主張仿德國大學製度，實行民主治校。
1912年，他在《大學令》中提出：“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幹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召集評議會，自為議長。”並對評議會的職權作了規定。
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改革北大過去由校長獨攬大權，一切校務均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等少數幾人辦理，連各科學長都無權參與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凡學校法規、學科的設立與廢止、課程的增減與改革、聘請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項，均須經評議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實施。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校長是當然的議長。評議員包括各科學長和主任教員、各科本預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選，任期一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選出評議員19人。各學科（學係）亦設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工作，學科教授會主任由各學科教授互選，任期2年。蔡元培此舉的目的是改善學校管理體製，將權力下放，把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授，調動教授的積極性，增強教授的責任感和主人意識，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讓真正懂得學術的人來管理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