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燎宇
1.
1897年5月，出版商薩繆爾·費舍爾致信旅居意大利羅馬的托馬斯·曼：“如果您肯給我機會出版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哪怕是一本篇幅不那麼大的長篇小說，我將非常地高興。”這位年僅二十二歲、隻發表過幾個短篇的文學青年欣然允諾。在隨後的三年裏，他從羅馬寫到慕尼黑，完成了一部以他的故鄉——瀕臨波羅的海的呂貝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取名《布登勃洛克一家》[1]。小說於1901年出版，出版不久便顯露崢嶸，反響甚大，[2]銷量隨之出現戲劇性攀升[3]。從馬賽到哥本哈根，從阿姆斯特丹到柏林，都有讀者發出驚歎：“和我們這裏的情況一模一樣。”1929年11月，瑞典文學院宣布托馬斯·曼獲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但保守的評委們對《魔山》這樣的長篇傑作和《死於威尼斯》等優秀中篇視而不見，特別強調托馬斯·曼獲獎是因為他寫出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4]時至今日，《布登勃洛克一家》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百年文學經典……初出茅廬便寫出不朽的長篇，文學史上仿佛又增添了一個一不留神搞出偉大作品的奇跡。然而，托馬斯·曼不相信奇跡。他在驚喜之餘開始思考一個問題：起點不高、期望不大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憑什麼打動世人？他冥思苦想，終於在年近半百之時豁然開朗：《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市民階級的心靈史”，他的一生，其實隻講述了一個故事，那就是“市民變化的故事”。
為概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心思想”而絞盡腦汁的外國讀者，十有八九不會因為讀到托馬斯·曼這一高屋建瓴的自我總結而茅塞頓開，因為“市民”恰恰是一道阻礙外國讀者進入托馬斯·曼藝術世界的概念屏障。我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德文詞Bürger。Bürger源自Burg（城堡），字麵意思是“保護城堡的人”，也就是“城堡居民”或者“城市居民”，即“市民”。在西歐，市民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階級，就存在對立麵。一部歐洲近代史，就是市民階級反對貴族階級的曆史，就是前者高舉著自由、平等、知識以及勞動光榮的旗幟，與固守政權、固守舊有社會觀念和社會秩序的後者對壘的曆史。這場鬥爭在18、19世紀才塵埃落定，西歐各國的市民階級相繼登上曆史的寶座，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引領時代。然而，盡管有著相似的曆史經曆，德國市民階級的自我意識卻和他們的近鄰有所不同。Bürger一詞便是例證。Bürger的內涵意義不同於英語的burgher（家道殷實，思想保守的中產階級市民）或者citiz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也不同於法語的bourgeois（資產者）或者citoy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讓英文和法文譯者不勝煩惱。[5]與德國人同文同種同曆史的英國人和法國人尚且如此，中國讀者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我們因為閱讀托馬斯·曼的作品查閱一本合格的現代德漢詞典，我們有可能被Bürger詞條搞得頭暈目眩：市民，公民，市儈，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我們習慣把“市民”看成“城市居民”或者“市井俗民”的縮寫，既不理解德國“市民”的關係為何如此複雜，也不明白德漢詞典中的解釋怎麼就沒有一個百分之百地適合托馬斯·曼的語境。[6]撞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翻譯家，這個詞恐怕隻好音譯為“畢爾格”。Bürger的隱含意義如此豐富，如此駁雜，多少反映出社會意識的曆史變遷。這中間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的德國市民階級（das Bürgertum），實際上是一個精英階層，是由醫生、律師、工廠主、大商人、高級公務員、作家、牧師、教授以及高級文科中學教員組成的中上層。相同或者相似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是聯係形形色色的階級成員的紐帶。據考證，德國市民階級在19世紀——曆史學家們稱之為das bürgerliche Zeitalter（市民時代）——中葉僅占總人口的5%，如果把匠人、小商人、小店主這類小市民也計算在內，也不超過15%。盡管德國市民階級都是殷實之家，我們所熟悉的政治話語也一直把他們統稱為資產階級，使人聯想到這個階級的本質特征是占有並崇拜財富，但是德國市民階級很難接受單純的資產階級稱號。個中原因在於，他們引以為豪的恰恰是財富和文化的水乳交融。約翰·沃爾夫岡·封·歌德（雖然他的姓名之間添了一個代表貴族身份的“封”字，他仍然被視為德國市民階級的偉大代表）的一句箴言便充分表達出他們的文化精英意識：“若非市民家，何處有文化。”[7]第二，從19世紀開始，Bürger這一概念便不斷受到貶義化浪潮的衝擊。德國浪漫派對市民階級的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進行了諷刺和批判，把市民統統描繪成手持長矛的形象，使Bürger 和Spieβbürger（市儈，小市民）[8]結下不解之緣；掀起“波希米亞革命”的藝術浪子們紛紛向吉普卜人看齊[9]，浪跡天涯、無牽無掛的“波希米亞”讓穩定而體麵的“布爾喬亞”遭到嚴重的審美挫折；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和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認清了德國市民階級的本質，Bürger不僅成為保守、軟弱、缺乏革命性的化身，而且和來自法國的Bourgeois（資產者）融為一體；20世紀60年代，隨著學生運動和新左派思潮的興起，“市民”和“市民性”再次成為批判對象，市民階級的文化優勢也淪為笑柄，左派人士故意畫蛇添足，張嘴就是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10]。就這樣，Bürger從一個原本褒義的概念逐漸演變成為一個中性的、見仁見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