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於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後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習近平
201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一個轉折點。對內，黨的十八大改變了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裏“無改革、改革不動”的局麵，通過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和“頂層設計”強勢推進改革；對外，外交政策改變了此前各個領域處於被動應對的狀態，從“韜光養晦”轉向了“有所作為”。人們在欣慰於這樣一個全新局麵來臨的同時，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任何社會，所有變化都會帶來不確定性。不過，中國近來內外局麵所麵臨的不確定性則使人深感憂慮。內部，包括經濟的急劇下行和股市震蕩在內的多方麵變化使很多人感覺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負麵的影響。外部，不僅前些年的東海問題仍然延續，在南海問題上更是表現出中國與美國等國家之間的對立，再加上朝鮮半島核危機、恐怖主義的威脅等，給人的感覺是國家的國際環境正在變得嚴峻起來。這樣那樣的內外變化可以向人們提出一連串嚴肅的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否是可以持續的？如果僅僅是改革開放道路上的顛簸，那還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如果顛簸過大造成了顛覆，那麼國家的前途又在哪裏呢？如何減少顛簸和避免重大的顛覆性錯誤而把改革開放進行下去，從而到達中華民族的複興呢？為生民計、為社會計、為國家計，我們都必須直麵這些問題，回答這些問題。
的確，黨的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通過兩個重要改革決議之後，中國已經進入了改革和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新常態”。新常態是執政黨中央對國家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裏改革和發展形勢與局麵的一個基本判斷。從經濟上說，新常態意味著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而進入了一個中等或者中速發展階段。這裏，中速發展隻是就中國自身過去的高發展速度而言的；較之其他國家，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仍然會處於相當快速的經濟發展階段。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在新常態下，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重心要從以往的單純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轉型到結構轉型和製度改革。如果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那麼四中全會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設為核心的製度改革。在新常態下，製度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同時新常態也給製度建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政治背景。
再者，盡管黨的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決議沒有過多的關於政治建設和政治改革方麵的討論，但普遍認為，這兩個改革文件已經隱含了重大政治改革議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裏，對中國來說，以法治建設為中心的製度建設更具實質性，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法治是任何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國家製度。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要獲得成功，必須國家製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後。現在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還有30多年的時間，如果能夠順利實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所設計的改革和發展的頂層設計，即主要是在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同時各方麵的製度建設到位，那麼到21世紀中葉，就可以實現民主富強的“中國夢”。這實際上也是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對未來中國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