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譯文寫序言，是出版社的規矩，也是我自己作為譯者要做的一份分內工作。
《金字塔》也不能例外。
《金字塔》是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寫的小說，而卡達萊的另一部小說《錯宴》，我早幾年就翻譯了，也為之寫過一篇譯本序言。那篇序言的第一部分就是卡達萊的生平，在此不妨原文轉錄，作為本序言的第一部分。
一
伊斯梅爾·卡達萊（Ismail Kadare 1936—）的名字，我是早早就聽聞了的。在阿爾巴尼亞還被中國人稱為“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的那個時代，我的印象中，他就是“山鷹之國”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得到過他們的領袖人物恩維爾·霍查的讚揚。後來，中國“文革”結束，開始改革開放，中阿關係不再是“兄弟般”的友誼，從那時候起，我們就不那麼關注阿爾巴尼亞文學了。很自然地，文學家和愛好者們把注意力集中到意識流、存在主義文學、新小說、荒誕戲劇、黑色幽默、拉美文學爆炸等西方現當代的主流文學上，卡達萊的名字則漸漸地從我們的視野中淡出。
直到新世紀，我們方才得知，這位大名鼎鼎的伊斯梅爾·卡達萊，目前已經居住在西方，準確地說常常在法國，而他的作品則早就在全世界傳播開了。
卡達萊的文學生涯，幾乎就是阿爾巴尼亞當代曆史的一個縮影。他生於阿爾巴尼亞南部靠近希臘邊界的小山城吉羅卡斯特，童年時代經曆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的占領。二戰結束後，他先在地拉那大學曆史係讀書，後赴莫斯科留學，在蘇聯的高爾基文學院深造，同時掌握了俄文和法文。60年代蘇阿關係破裂，卡達萊回國，在多家報刊當編輯，並寫作詩歌。
卡達萊以他的長詩《群山為何沉思》（1963）、《山鷹高高飛翔》（1966）和《六十年代》（1969）而成為當時國內詩壇的大名人。70年代後轉入寫小說，同時也寫散文、詩歌、兒童文學和戲劇劇本。著作有《亡軍的將領》（1967）、《婚禮》（1968）、《雨鼓》（1970）、《石頭城紀事》（1971）、《偉大孤寂的冬天》（1973）、《南方之城》（1968）、《三孔橋》（1978）、《破碎的四月》（1978）、《夢幻宮殿》（1981）、《誰帶回了多倫蒂諾》（1986）、《H檔案》（1989）、《音樂會》（1989）等。
1990年10月，阿爾巴尼亞政局激烈動蕩之際，卡達萊獲得法國政府的政治庇護，移居巴黎，並很快開始用法語寫作。2005年，卡達萊獲得了首屆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
卡達萊後來的作品，我都是從法國的Fayard出版社的目錄上了解到的。它們有《金字塔》（1992）、《長城》（1993）、《影子》（1994）、《都城十一月》（1998）、《四月冷花》（2000）、《候鳥之飛》（2001）、《魯爾瑪茲雷克的生活、遊戲與死亡》（2002）、《阿伽門農的女兒》（2003）、《事故》（2008）、《錯宴》（2009）等。他的《文集》從1993年起陸續出版，目前已經出版到了第13卷。
作為中國讀者的我，已經接連讀到了《亡軍的將領》《破碎的四月》和《夢幻宮殿》的中譯本。我為他的寫作所震驚。一個阿爾巴尼亞作家，能那麼自然地贏得世界各地的讀者，自有他的特色所在。而在我看來，正是對專製社會的諷刺和批判、對祖國文化的有意識繼承和發揚，對各種文學手法的大膽嚐試和實踐，造就了卡達萊這樣的一個文學偉人。
二
《金字塔》寫於1992年，晚於已有中譯本的《亡軍的將領》、《石頭城紀事》、《破碎的四月》、《夢幻宮殿》、《誰帶回了多倫蒂諾》這幾部，卻又早於《錯宴》。
從小說故事的時代背景來說，《金字塔》有些例外，不是當代的阿爾巴尼亞，卻是古代的埃及，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卡達萊作品中最遙遠的，最富有想象力和暗喻性的。
故事情節比較簡單：古埃及王國新登基的法老胡夫在位剛數月，即詔令天下宣布，他不想像他的祖輩法老那樣要給自己建造一座金字塔，他想放棄修建金字塔的計劃。大臣們聽聞之後大驚失色，麵麵相覷，不知道要發生什麼大災難了。但實際上，胡夫的話隻是一種探測，想看看大臣們對他絕對權威的忠誠程度，說到底，胡夫的金字塔將一定要建造，而且要建造成祖輩法老們所曾有過的金字塔中最高大的一座，最宏偉壯觀的一座。
與卡達萊的其他小說作品相似，《金字塔》通過一個曆史故事，對專製社會的黑暗麵貌作了辛辣的諷刺和尖銳的批判。而且矛頭指向統治集團的最高領袖——“不死”的法老。無論是諷刺，還是批評，是描繪，還是闡釋，種種的符號意指，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任何的重彩濃筆都描繪不盡的客體對象金字塔身上。
小說中，金字塔的精神含義遠遠大於它的物質含義。對於古埃及的最高統治者法老，它是權力的象征，而對於被統治者，用作者卡達萊在小說中的說法，金字塔則是“神智的模糊，精神的緊縮，意誌的軟化，能量的消耗，概念的單調”。它越是高大雄偉，臣子在它陰影下就越是顯得卑賤渺小。而臣子越顯卑賤渺小，法老就越能通過金字塔的巍然屹立而挺立在自身永恒的崇高中。一句話，“金字塔就是支撐權力的支柱。假如連它都動搖了，那麼一切也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