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者先前對鄉土的批判內容為參照，我發現，這種過於純潔化的生命烏托邦形態，首先是以苦難的命運化為前提的。有且隻有當苦難成了一種不可抗爭的命運，每個人從一開始就除了平等地麵對它而別無選擇的時候，人們才可能不太計較彼此之間的利益之爭而攜手共抗苦難。所以閻連科索性隻有為他的三姓村尋找一個絕對閉塞、落後、貧窮的環境，以及使人活不到四十歲的“喉堵病”這一自古及今人人有份的苦難形式。可這裏還有第二個問題，即便人們都共同麵臨著對命運的抗爭，他們又何以會毫無差別、毫無選擇地認同村長選擇的方式。我們也就接觸到了作者文本的又一種缺陷，即扭曲和犧牲了人們的行為本來應具有的理性常識。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是，除了村長有進行思考和選擇的個人能力外，其他人這方麵的能力都被剝奪了。大部分人都隻剩下盲目地跟隨村長選擇的能力。由之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閻連科《日光流年》所渲染的民間反抗苦難的精神烏托邦，實質上是一種被有意扭曲了個體理性自覺和自由意誌的、單以村長意誌為核心的盲目的烏托邦。它的最令人感動處就是它的最值得人警惕處。不難想象，這種建立在犧牲人在社會中的多樣生命需要和個體理性能力基礎上的一元化烏托邦，愈是被渲染得轟轟烈烈，其造成的悲劇可能就愈大。因為對理性精神和個體自由的拒絕，必然使它既喪失了檢驗目的和手段之間的有無必然性的尺度，也否定了使個別意誌在推行時受到大眾意誌製約的可能性。三姓村的這種領導人隻要一擺出為了村人的姿態，就可以隨意要求所有個體為他的荒唐主意做出無條件犧牲的烏托邦模式，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造成的悲劇還少嗎？
不但如此，我還發現，一旦作者割裂了現代理性視角而強行致力於一個民間烏托邦精神境界的營造時，它自身的敘述邏輯也由於所服務的主題的偏頗而破綻百出，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以至於在別人想為他所要表達的精神境界唱出挽歌之前，它自身的敘述邏輯已將它否定了。道理很清楚，作者想借助這部小說裏的鄉土敘述尋找一種生命的本原意義，所以才要在小說中大力渲染民間那種抗爭命運的轟轟烈烈的烏托邦意識。可是由於作者對這種烏托邦精神的內部建構是通過把苦難命運化而取得的；而苦難的命運化則包含著一個虛無的邏輯：所有的結果都等於零，因為誰也不可能改變命運。它用同樣的虛無邏輯在消解著人們為改變命運而付出的努力：有必要嗎，既然結果是空的？《日光流年》這部書的敘述裏，便不得不為這些混亂的價值意識所充斥。那麼作者這部小說所能呈現給人們的生命的本原意義究竟是什麼呢？由於小說敘述的是內部矛盾，這隻能是一個謎了。事實上，它也給作家本人提出了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即到底該站在怎樣的敘述立場上，才不至於滑向另一種極端呢？
四、《堅硬如水》：一種新的回歸
就在我們為閻連科下一步該怎樣寫作擔心時，閻連科又推出一部長篇《堅硬如水》，似乎給我們做出了某種回答。
之所以說閻連科是一個善於創造奇跡的魔術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總能在你以為最不可能的時候，拿出讓你最意想不到的東西。也許是早已經安排好的思路，也許是鑒於前一階段片麵弘揚人抗衡苦難的本能意誌的偏頗，閻連科的這部《堅硬如水》的創作又突然出現了重新回到固有的理性批評目光上，而且是更高層次的回歸。
《堅硬如水》屬於一部在閻連科的創作中為數不多的正麵描寫性愛題材的作品。作為作者的獨有標記，這個故事依然以耙耬山區的民間生活為背景。小說寫程崗鎮複員軍人高愛軍和當地婦女夏紅梅之間充滿原欲、變態與瘋狂的情史。複員軍人高愛軍的返鄉途中邂逅夏紅梅，拉開了他們瘋狂的性愛曆程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的畸形社會政治環境中，他們的性愛與當時所謂的“革命”奇特地扭結在一起，“越是要革命，越是要做愛；越是要做愛，越是要革命”。他們兩個一方麵如火如荼地偷情，一方麵轟轟烈烈地進行當時造反奪權的“革命”，不無自私也不無真誠，不無卑下也不無崇高。就在他們的愛情和“革命”都進行得如日中天，高愛軍也快要榮升縣長之位時，卻因為偶然觸及了上邊領導私戀當時中國第一夫人江青的秘密，被稀裏糊塗地羅織一個罪名槍斃滅口。我們可以從多方麵找到他脫離《日光流年》的主題軌道而重返理性批判精神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