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樹上的詩篇
穆格敦是我在圖瓦認識的獵人，他自稱是詩人。他灰胡子灰眼睛，說話時眼睛看著你的一切動作，好像你是隨時可以飛出籠子的小鳥兒。
穆格敦會說十分流利的蒙古話，他說是小時候背誦蒙古史詩《江格爾》時學會的，用詞文雅體麵。
他住的房子是用粗大的鬆木橫著垛成的，在中國東北，這種房子叫“木刻楞”。
他說：“你是作家，我是詩人。我們兩個相會，像天上的星星走到一起握手一樣讓人感動。你會向我學到許多珍貴的學問。”
“是的。”我回答。
“唉！”他歎口氣，“我要讓你看一樣東西，一首詩，它的題目叫《命運》。”
穆格敦從木床下麵拎出一隻樺樹皮做的箱子，放在桌子上，剛要打開卻停下來，走到窗邊，指著遠處一棵樹說：“就是它。”
“它也是詩人嗎？”我問。
“你的問話很愚蠢，但我原諒你。它是一棵樹，這個樺樹皮包裏裝著它的子孫的命運。”
那是一棵白樺樹，獨自長在高處，周圍沒有其他樹，地上開著粉紅色的諾門罕櫻花。
“回頭。”他說著，打開了箱子。箱子裏裝滿了金黃的樺樹皮，上麵寫著字。
“每片葉子上都寫上了字，是我作的詩。”
我等他說下去。
“你為什麼不問後來呢？”穆格敦說。
我問他：“你在樺樹葉子上寫滿了詩，後來呢？”
“這些詩是用岩山羊的血寫上去的，一百年也不會褪色。你知道我寫這些詩多不容易？”
“創作是艱難的。”
“不對，我越看你越不像個作家。創作很容易，創作詩最容易，比吃蔓越橘果實還容易。”
“後來呢？”我問。
“那時候，這些葉子還長在樹上。我不能為了方便我寫詩就讓它們掉下來。我搬了梯子，在每一片葉子上寫滿了詩句，我的腿站腫了，胳膊比酸漿果還要酸。”
我仿佛看到金黃的樺樹葉在枝頭飛舞的場景。我問：“你為什麼這樣做？”
穆格敦很高興我這樣問他，說古代的詩人都這樣。他左手握一把幹枯的樹葉，右手拿出一片，念：“德行就是你把喝進嘴裏的酒運到身體裏的各個地方。”
他抬眼看我，“好詩。”我說。
他念：
“羚羊的氣味在岩石上留下花紋。”
“野果因為前生的事情而臉紅。”
“人心裏的誠實，好像海邊的鹽。”
“都是好詩。”我說。
他瞟了我一眼：“葉子背麵還有字呢，這個——‘下雪前一日，在三棵榆樹的腳下，離家一公裏。’這個——‘已經穿皮襖了，獨貴龍山項的石縫裏。’”
原來，穆格敦在白樺樹的每片葉子上寫詩並做了記號，秋天至，風把這些葉子吹走後，他走遍大地一一找回來。他在找回來的樹葉的背麵再寫上地點和氣候。
我不得不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你為樹葉找回它們的孩子，找回來後，用樹葉在樹幹上蹭一蹭，它就知道它回家了。”
“在霜降的大地上，你眼睛盯著草地，當你發現一片有字的樺樹葉時，就知道那是我寫的詩，是我要找的葉子。”
“有一片葉子飄進了水裏，我遊過去，十月份，水已經很涼了。但它不是我找的樹葉，是楸樹的樹葉，但我也把它帶上了岸。”
“最遠的地方離這棵樹有五公裏，我不知道樹葉帶著我寫的詩怎麼會走了這麼遠的路。”
“可能有一些樹葉被鹿吃掉了，有一些埋在雪裏已經腐爛，我還在找它們。”
“你題詩的葉子一共多少片？”我問。
“九百八十九片，我找到了二百六十一片。”穆格敦笑著說，“如果我在死亡之前能找到七百片樹葉，已經很不錯了。”
大清
巴彥伯、托托、傑日瑪，另一位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是圖瓦國的呼麥歌手。他們讓我驚訝的，是每人腦後梳一條魯迅說的“油光可鑒”的大辮子。
呼麥，在圖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圖”來述說蒙古音樂風格，長調始於錫林郭勒，穿越蒙古國和俄聯邦的布裏亞特。到達圖瓦後，節奏鮮明，韻味趨近高加索。伴奏樂器的弓弦越來越少，彈撥越來越多。他們演唱的歌曲如馬蹄踏石，節拍每分鍾在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下左右。
我們約他們拍攝節目，在葉尼塞河邊。
在這兒，河流由東轉向北，在鏡頭裏是藍色的，又有遠山更淺的藍。他們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翹（滿洲樣式），純銀火鐮掛腰上，最豪灑的是他們的辮子。在中國，見不到辮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還是發問：“你們的發式……”
“大清發式。”巴彥伯自豪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