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不考慮放牧率的條件下，“春季休牧”的效果是非常有限度的。應該根據不同的草場狀況製定不同的放牧率，並在此基礎上製定輪牧製度和始牧時間。對於嚴重退化的草場應該實行完全禁牧，而不是“春季休牧”的問題。當然，按照不同草場狀況製定不同放牧率和輪牧製度與始牧時間，是比較科學的做法，具體執行起來比“一刀切”要難，但確是理想的，我們應盡量創造條件，並樹立這種思想才是正確的。
防鼠滅蟲的新思路
野鼠類個體雖小，但數量眾多，對草原的危害相當嚴重。在中國幹旱草原、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草原地區，被鼠類破壞的草原麵積竟占該地區草原總麵積的30％以上。
生活在草原上的鼠類特別喜食牲畜愛吃的優良牧草，如羊草、針茅、冰草和冷蒿等。據測定，一隻布氏田鼠每日吃幹草14.5克，全年可消耗牧草約5.3公斤；棲居在甘南草原上的高原鼠兔日食鮮草77.3克，一隻成年鼠兔在牧草生長季節的4個月裏，可吃掉牧草9.5公斤。有人計算，20隻旱獺一年就可以吃掉一隻羊的飼草，青海全省每年因旱獺而損失的牧草就相當於500多萬隻羊的全年飼草用量。在害鼠多的年份裏，給畜牧業造成的損失則更大。如錫林郭勒草原上的額合寶力格牧場，1975年由於布氏田鼠大繁殖，牧草被大量啃食，牲畜嚴重缺草，當年牲畜頭數下降了22.3％。長爪沙鼠除了啃食牧草的莖葉外，秋季還大量采食植物種子貯藏過冬。在飼料基地裏，由於它的危害，牧草產量可下降5％～10％，嚴重時可達20％以上。
害鼠不僅采食牧草，而且為了逃避天敵，它們還廣挖洞穴。大量的鮮土被推出地麵，形成大小不等的土丘，從而破壞了草原。一隻沙土鼠可破壞草原3.6平方米，一隻鳴聲鼠可破壞草原9.6平方米，一隻布氏田鼠破壞的草原麵積可多達10.8平方米。幹旱草原上的黃鼠也可使草原千瘡百孔，廣大牧民將此現象簡單地概括為：“老鼠打洞，地下挖空，土壤沙化，寸草不生”。中國各族人民對於消滅草原害鼠有著豐富的經驗，主要是掌握害鼠的活動規律，抓住有利時機，投毒滅殺。滅鼠最有利的時機是害鼠食物最缺乏的“青黃不接”季節或害鼠大量貯糧的時候。一般可分為春季滅鼠和秋季滅鼠，前者主要是消滅當年的害鼠，後者則是為了消滅下一年的害鼠。
不同的害鼠可采用不同的藥物和方法滅除，在不同的季節進行。如用毒餌法殺滅布氏田鼠、長爪沙鼠和達烏爾黃鼠，在春秋兩季效果最好；而殺滅高原鼠兔隻有在冬季和初春效果才最好。用噴灑法殺滅地下害鼠如鼢鼠、鼴鼠等，隻有在牧草返青以後或牧草枯黃之前進行，效果最好。旱獺不喜食餌料，可用槍擊或鼠夾、套子等器械來捕殺。
利用鼠類的天敵滅鼠也是一種既經濟又科學的方法。所謂天敵，就是以鼠類為食的小禽獸，如鼬類（黃鼬、艾鼬、伶鼬、虎鼬等）、鼬獾、豹貓、家貓等以及猛禽，如鵰、鷹、梟等都常捕食鼠類。據報道，一頭梟（貓頭鷹）在一個夏季可以捕殺1000隻田鼠；一隻白鼬一年可捕食2500～3500隻鼠。它們的嗅覺和聽覺非常靈敏，很遠便能嗅到老鼠的氣味，並能準確判斷洞內是否有鼠，有的竟可以鑽進洞口把整窩老鼠吃光。
根據天敵的生活習性，積極創造有利於鼠類天敵的生存條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製草原鼠害的大量發生。如在草原上每隔500米埋一根木杆，供猛禽落腳，則基本上可以控製該地區的鼠害發生。
綜觀我國的鼠害治理戰略，曾經曆過曲折的發展過程。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至文革期間，總體是“滅鼠”方針，全國各地相繼成立滅鼠辦公室或領導小組，組織滅鼠隊伍，目標是消滅鼠類，從根本上杜絕鼠患。在各地相繼以失敗而告終的“滅鼠”實踐中人們終於醒悟過來，所謂“滅鼠”方針是違背自然規律的，這幾乎和發明“永動機”一樣是無法實現的。畢竟鼠類存在的曆史，比人類曆史長近百倍，在恐龍繁盛的侏羅紀，齧齒動物的先祖已經開始出現，並曆經了六、七千萬年前那次空前大災難的考驗，而人類曆史僅僅是一百萬年，鼠類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遠遠強於人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提出的鼠害治理階段，人們已經開始在鼠類的危害經濟閾值之下容忍鼠類的存在，使用藥物已經開始從劇毒藥物轉向低毒緩效藥物（如抗凝血劑）發展。上個世紀90年代末已經發展到鼠害管理階段，人們開始側重環保意識，治理技術突出以可持續的無公害生態治理技術和不育控製技術為代表。生態治理技術是通過一係列生態管理措施，在免除藥物的條件下實現對鼠害的持久控製。而不育控製是控製部分群體不育，通過不育鼠與正常鼠的繁殖競爭來長期抑製鼠類種群恢複。在不育控製技術中的免疫不育控製技術可能成為未來高效滅鼠的典範。可通過生物學技術將特異性的高傳染性基因與特異性的免疫不育基因整合，可迅速、高效地控製鼠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