灤陽續錄三第八篇
【原文】
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於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
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歎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來襆被，聞之，與辯曰：‘此神荼、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處機《西遊記》為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番公及叔祖雲台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發之時，尚考證古書之真偽，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論，餘初作各種筆記，皆未敢載，為涉及兩曾祖也。今再思之，書癡尚非不佳事，古來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補書於此。
【譯文】
先父姚安公對我說：“家人的子弟在讀書之餘，也應該讓他們稍懂家務，略知世事，而後他們才可以治家、涉世。明朝末年，道學受到尊崇，科考極受重視。於是，聰明人便研究心學，以攀援時髦的風氣；純樸的人則死背經典，以求取功名。從而致使讀書人十個中間竟沒有一兩位能懂些家事、世事的。
崇禎十五年，先高祖厚齋公攜帶家小移居河間，以躲避孟村的土匪。厚齋公去世後，聽說朝廷大兵將到河間，全家人籌劃著遷回老家。臨行時，鄰家的一位老者望著大門上貼的門神歎道：‘假使現在有一個像尉遲敬德、秦瓊那樣的人，也不至於落到這般田地。’你的兩位曾伯祖，一位名景星，一位名景辰，都是有名的秀才。他們正在門外捆紮行李，聽了老者的話，辯解道：‘這是神茶、鬱壘的畫像，並不是尉遲敬德和秦瓊。’老者不服，舉出邱處機著的《西遊記》為證。你那兩位曾伯祖說此書為街巷小說，不足為憑，並轉身回屋裏取出東方朔的《神異經》與他爭論。當時已是日暮時分，他們反複爭辯又耽擱了時間，城門已經關閉，所以無法出城了。第二天，他們正要上路，河間城已被大兵包圍了。城被攻破後，一家人全部遇難。隻有你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番公及叔祖雲台公得以幸存。就在性命攸關之時，他們還在考證古書記載的真偽，這難道不是隻知道讀書卻不識時務所造成的後果嗎？”
姚安公的這番議論，最初我撰寫各種筆記時，皆未敢收入，因為涉及到兩位曾伯祖。如今我再三考慮，當個書呆子也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古往今來的許多大學問家，做出這種糊塗事的並非絕無僅有，因此將這件事補錄在此。
【閑扯文】
要說門神，那可真是可以論上三天三夜。各朝各代，各地各鄉的門神種類五花八門。做下歸類，無非就是三種，一種是神仙，一種是人，一種是鬼。
最早的門神記載是在《山海經》裏，東漢王充《論衡·訂鬼篇》所引《山海經》：“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裏，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種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而後，人們每逢過年，便用兩塊桃木刻上神荼、鬱壘的像或寫上他倆的名字，掛在門的兩邊，叫做桃符，以示驅災壓邪。
此習俗的演化，著實令人費解。上天有好生之德，因鬼形散，桃木想必也該夠住的，劃定了鬼住在桃木之中，令鬱壘神荼守門，索鬼所用也不過葦草。相對陽間而言，桃木是牢籠，鬱壘神荼是牢頭，也僅僅是個抓鬼的小神仙。這是個沒有血腥味的美麗設計。慢慢地，人多了，想法就多了，財產多了，官位職位多了，各人各家，都想守住自家，門也就多了，都怕遺漏的鬼進門，就各自請了鬱壘神荼來守門。結果呢？神仙兩個，千家萬戶，誰守得過來。而桃木裏的鬼自然溜出來不少，於是，關鬼的桃木形同虛設，鬼行於世。從集中把鬼關起來，演變成各自把人關起來。這是一個人為改變的設定，帶來的後果是，那些沒有家，沒有門神的人隻能屈從於鬼。不能說二位小神仙失職，億兆萬方，億兆扇門，倏忽而至，倏忽而去，誰也來不及驅趕。上天的良性設計，徹底被人給打破，從而進入了人鬼同居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