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進一步的思想解放，我們正在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與此相適應，也有一個對資本主義進行再認識的問題，這對於我們的對外開放，對我們的四化建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應當承認，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不論在認識方麵還是實踐上，我們都曾有過不少失誤，有不少附加在馬克思主義之上的東西。我們反對“為資本主義平反”的觀念，但並不是要求人們脫離實際，超越曆史發展的階段性，隨心所欲地為資本主義下定義，也不是要求人們無選擇地去抵製資本主義的一切東西，包括先進的科技和文化。
那麼，在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上，我們到底有過哪些不正確的認識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資本主義的一切都是壞的，沒有可取之處，社會主義應當純而又純。忽視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事實，用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甚至共產主義社會的標準，來要求從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奉行越大越公越好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改造中，要求過高，步伐太快，造成了一些不應有的後果。在“文革”中，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建國以後，由於忽視世界經濟是一個整體這一規律，把近百年來對資本主義列強的仇恨延伸到經濟領域，對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和文化采取了一概排斥和否定的態度，奉行了一條關起門來搞建設的路線，結果使我們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延緩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使我國長期處於封閉、貧困、落後的境地。這一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把商品經濟硬與資本主義聯係在一起，由“恐資”發展到恐懼商品經濟。長期以來，我們認為社會主義隻能搞計劃經濟，而商品經濟，隻是適合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把商品經濟這一經濟形態與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形態劃了等號。在這種認識的支配下，我國的經濟體製越來越僵化，國民經濟缺乏生機和活力，生產力發展受到嚴重影響，以致在建國近30年後，我們不得不花大氣力進行經濟體製的改革，提倡商品生產。這個彎路走得太遠，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延緩了幾十年。
第三，把許多封建主義的東西強加於資本主義之上，貼上了資本主義的標簽。本來，我國社會主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舊中國，由於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封建主義的東西根深蒂固，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新事物中有舊事物的遺存。在我們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之後，封建主義的東西與資本主義的東西一樣，不可能一下子消亡。尤其是封建的意識形態，必然要延續一個很長的時期。比如鄧小平同誌指出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官工”“官商”作風，政治領域中的專製主義作風，對外關係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現象，直到現在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就決定了，建國後我們應肩負起反對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任務。但實踐中卻重視了前者，忽視了後者，在很長時間內把許多封建主義的東西視為資本主義的東西，有的甚至視為社會主義的東西。還有人認為，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唯一可怕的，而封建主義的東西則危害不大，這就給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小農思想、閉關鎖國思想對經濟建設的阻礙，宗法觀念、等級思想對於幹部隊伍的腐蝕等等，後果都是極其嚴重的。
以上三個方麵的錯誤認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已基本得到糾正，但其影響還遠沒有肅清。因此，我們一方麵批評“為資本主義平反”論，繼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和腐化；另一方麵，我們要正確地認識和利用資本主義一切於我有用的東西，堅定不移地搞好對外開放，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使我國盡快地躋身於先進國家的行列，使我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顯示出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問題，消除“為資本主義平反”等思想產生的社會基礎。
（載1988年8月25日《寧夏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