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作者的含義便意味著永遠被寫作剝奪了“家園”。作者肉身承載的是在有無之間的失落感、錯位感和流亡感，正是作者生命的中心內核。作者的流亡無法治愈。永遠都在別處。永遠都同那個所謂存在的本質或在場格格不入。
在場、去蔽、敞亮，預設了一個存在固有的“本真”，進而向作者應許了一條通往“本真”的道路。最終它沒有逃出再現的真理呈現模式。處在這樣語境當中的作者，一方麵變得全能全知，因為世界的本真本源，早已成竹在胸；另一方麵，作者又無比的卑瑣，畏首畏尾，成為機械地迎合這個世界本真而毫無創造力的動物和奴才。這個時代呼喚的作者，是要對既往的一切價值進行重估，而不是重走存在主義的老路。
沒有人能夠窮盡寫作的全部。這其中沒有預言家，也沒有結論。作者隻能以個人的名義講話，講他自己與這個世界相遇時感到的東西。他無資格替他人代言，更沒有以存在的名義講話的權力。他能講的仍然隻是無法廓清的事物的麵貌，持續新生的故事和瞬間即逝的動態變化的格局。流動的現代性，出自作者身體的活力，它召喚的是創造，而絕非為了回到對於這個世界假設的母體。
對作者的寫作而言，唯一牢靠的是自己寫作的失敗經驗。那些現成的方法規則，隻有差別，沒有高下，其有效性，必須經過作者是誰？自己身體的檢驗，必須能夠用它來解決自身寫作當下性的問題。唯有從失敗開始，才有可能挑戰自身的極限和寫作的極限，才有可能不被既成的寫作框架固化在一種成規裏。讓既有的知識係統無法辨認、無從分類和排位，寫作才真正地超越了自身的體製，成為體製之外的東西，成為超越體製的東西。
20世紀60年代之後，就寫作而言，流派已經變得臭名昭著。新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便是讓人人都是作者成為了可能。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空間領域裏相當的啟蒙角色也日漸式微。世界無限大，而人與它相遇交叉互映時的角度，卻變得愈來愈小。用自己個人的視角觀察與思考，講自己的話，並且在第一時間給自己聽，對作者而言，有什麼比此更加牢靠。
按照一種給出的成規和方法，忠實而毫厘不差地去努力實踐，然後沉浸在這些陳規的應許裏，進而獲得認可，最後順利安穩地進入曆史排定的等級和座位秩序，對於作者，這一切都意味著死亡；對於寫作，則意味著它的反方向，它要抵抗的東西，最終又被它原封不動地接受了。在這樣的語境裏寫作，連同作者本身，都是可恥的。
作者麵對的永遠是一係列的寫作困境。不斷解決寫作過程中的困境，目的正在於連續不斷的過程之中。常識的意義隻在對常識的違反中在有效，通過寫作形成與常識的重合，不是要回到常識。作者也許懂得從常識開始，常識是起點，但他更應當明白，他要去的是向方，而不是常識。寫作既對常識尊重，又對它加以違背。
作者是那些拒絕時其所使的人們，在寫作中，他們創造了生命的意義，又不斷超越自己給出的意義。但作者也同所有的人一樣，誠如帕斯瓦爾所言，是有限者，最終無法獲得關於自己命運的一切。那麼在有限的生命中，人怎樣才能承擔自己的命運呢？成為作者，就得寫作和命運打雙倍的賭。或許作者絕望的努力，正是未來人希望之所在。在寫作中賭存在的本真在場，其結果意味作繭自縛和身體患上早熟的僵死症；賭道德在場，有可能毫發無損。
福柯曾經提議在寫作中玩這樣的一種遊戲：隱去作者的名字和作品的寫作年代。
他曾經發問：“誰在講話真的非常重要嗎？”重要的不在於作者是誰，是存在主義者，抑或是在場主義者；是先鋒，還是前衛。福柯提醒需要作者自省的是要真正逃離黑格爾，其前提便是我們要對脫離他的代價有一個精確的評估，知道黑格爾離我們有多麼近；知道在能讓我們反對黑格爾的東西中有多少仍是黑格爾的，以及能夠衡量出我們用以反對他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也許正是他用以反對我們的一個策略。
作者最終也許通過寫作需要反對的，隻是將一種價值淩駕於眾多價值之上的種種企圖，去掉強加給主體的超驗構造，在此基礎上來展現曆史的麵目。在曆史和現實的無常麵前，消除掉所有超驗的自我陶醉。
作者是誰，是對未來之人、未競之事的持續不斷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