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詩歌的寫作時間跨度大約是30年，但是它們沒有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相對於閱讀而言，一首詩歌不應附帶上關於自身寫作時間方麵的信息。對於詩歌的閱讀，理想的方法應當是隱去作者名字和創作時間的匿名閱讀，沒有必要理會作者是誰，也無須受作品寫作時間因素的影響，隻一對一地麵對作品本身，隻與作品本身的關係呼應，這是寫作行為中固有的對於閱讀公正性的籲請。我無法做到前者，但每首詩完成之後，絕少留下它的寫作時間。時間最終可以檢驗詩歌的生命力，但時間的晚近絕不是詩歌價值評價的標準。
人的生命中潛藏著不斷否定關於自身定義和命運的強烈意誌和力量，它是無永生之念者與死亡預期之間的博弈。寫作既與這種身體的指向重合，又展示這一身體生命重塑的壯舉。從這個意義上講，更為重要的仍然是寫作。根本就沒有詩人，也不再有作家，留下的隻是寫作。寫作者也隻能以個人的名義講話。
與上個世紀初轟轟烈烈地向歐美文化“朝聖”和聚集不同，在通往中國西北的黃土路上，無數個不知其名字的藝術的另類，默默地走向了當時潮流的背麵。他們的行為是無組織的，是自發、自願、自覺的個人選擇。曆史沒有記載下這些人的生命蹤跡。他們的行為，也不意味著對公認的藝術準則的背叛，也許隻是出於內心的懷疑，相信藝術的形式與內容永遠不可能完全貼近一致，在此之外，身體的生命經由藝術行動，同樣能夠達致超越極限的個人努力。
這是一股迄今仍然不息的地火，吸引每一個人追隨前往的不是希望，而是徹底的絕望。所謂的人文關懷必須是一對一地麵對具體的個人和事物，舍此，再美妙的詞彙都將是留於紙上的空談。語言永遠無法與實際生活的親曆相互等同，盡管語言的根本意味著創造，但寫作者應當清楚：他“不可能生存於語言之外，把它當作一個目標，也不可能生存於語言之內，把它當作一種武器”。這是語言藝術麵對的悖論，所有的藝術正是從不可能開始，進行自己新的創造。人們尋求與身體的生命活力同質同構的話語實踐，不單單隻是坐在房子裏，憑想象就可完成的事，還應當在大地和人群中行走，真正走進我們每人都有的無望，開始個人對於絕望的反抗，創造新的藝術，也重塑美的生命和身體。
在中國的西北，從上世紀初開始，這種讓文化的眼睛無法辨認，讓文化的邏輯無法定義的曆史，從來就沒有間斷過。自1983年起，將近四年的時間裏，我有幸在西北知道和認識了這些人們，他們包括：從事繪畫的趙望雲、徐庶之、朱乃正，寫詩的唐祈、昌耀，進行學術工作的孫藝秋，搞舞蹈的吳曉幫，從事文物考古保護的王子雲等等諸多的先輩。他們不僅在自己的領域裏，完成了別開生麵的創造性工作，同時也將自己的生命與身體打造成了一件完美的藝術品。這些人藝術與生命的軌跡，就像太陽下被燒焦的黃土高原一樣，至今仍然刺痛著我的心靈。
上世紀四十年代，後來成為“長安畫派”一代宗師的趙望雲，是徒步、坐大車、騎著駱駝、馱著幹糧，開始了自己的西北寫生生活。作為藝術家，西北是走進人群，成為匿名者和普通人的場所。成為一名普通的人，在生活、自然和勞動的人群中汲取生命和藝術的養分，感受世道、人心與人間的煙火，並不是通往藝術的唯一之路，但它具有向死而生的力量感。這條路空曠無際，沒有提供現成的任何擔保和承諾，隻有冒險和犧牲，隻有對個體生命耐力和韌性的考驗，沒有藝術的桂冠和王座。在這樣的激發裏，我決意了自己的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