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潁州情結的誤區
嘉祐之後，在歐陽修詩文中最頻繁出現的地名是潁州。
如前章所述，正因為歐陽修意識到自己的生存現實，因此執著地認同過去洛陽時期那樣的一種理想生活。也正因為對這種理想的認同，使他傾向於要再次追尋這樣的理想。誠如《寄聖俞》一詩所表述的，當歐陽修站在洛陽這個記憶場景上，他不但在追憶往昔，並且還在反思現在，甚至把目光轉向未來，看見“閑處”才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於是潁州開始成為他筆下描繪的圖景：“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犁”（《歐集》卷五《寄聖俞》，第77下頁。）。
但問題是：為什麼是潁州？
歐陽修《思潁詩後序》曾經清楚表明當年選擇潁州的原因：“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歐集》卷四十四，第325上頁；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在歐陽修初至潁州時的幾首詩，如《宜遠》、《飛蓋》、《望佳》等，乍看之下頗有洛陽時期遊賞詩歌的風味，這不但凸顯潁州風景之宜人似有與洛陽之處，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書寫表達了歐陽修留潁之心境亦似與留洛時同。換言之，這在某一程度上解釋了歐陽修對潁州傾心之原因。見《歐集》卷十一，第116上下頁。）蘇轍《神道碑》也說：“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歐集》附錄卷二，第1266下頁。）阮娟、歐明俊《尋找精神家園——論歐陽修的“思潁詩”》從三個角度來探討歐陽修的潁州情結，包括潁州的魅力——客觀的（地理位置、風景秀麗等）與主觀的（潁州詩會、賦詩論文的風雅閑逸生活）因素；歸隱情懷與家園情感的追尋；而人生悲情（健康狀況的衰退、政治理想的失落、親人故交的零落）則是其尋找精神家園的內因（阮娟、歐明俊：《尋找“精神家園”——論歐陽修的“思潁詩”》，《歐陽修研究》，第332—345頁。）。論文不但相當完整地表述了潁州對歐陽修的吸引之處，同時清楚解釋了歐陽修何以選擇潁州而非其他地點的根本原因。換言之，歸隱的選擇可以很多，何必非潁州不可？從物質角度來說，《寄河陽王宣徽》謂：“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再至汝陰三絕》其三：“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與吳正肅公長文》其十三雲：“巨蟹鮮蝦，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與大寺丞發》其三說得更明：“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美，蝦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果，皆絕好。諸物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就精神之閑適而言，《酬孫延仲龍圖》詩雲：“西湖煙水我如家。”《與張職方》其一也說：“始知潁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歐集》卷五十七，第424下頁；卷十四，第133下頁；卷一百四十五，第1170上頁；卷一百五十三，第1241下頁；卷五十六，第416下頁；卷一百四十七，第1186下頁。）潁州真是個可以遠風波、避險惡、尋閑樂之理想歸隱處所。不過，對於阮娟文章的結論，即潁州是歐陽修的“精神家園”，在這一點上則筆者仍有所保留。
就歐陽修詩文所見，潁州固然是一個理想的歸隱所在，是令他長期眷眷不已的“樂土”，但也並非絕不可替代。《戲書示黎教授》謂：“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歐集》卷十四，第134上頁。）似乎潁州比亳州（仙鄉）優勝之處隻是“肥魚蟹”，似乎他隨時也可以改變歸隱的場域，這當然隻是戲言，但也正是在這樣的戲言當中，歐陽修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選擇潁州而非他州，物質的豐富或精神的閑適可能隻是表麵上的理由，卻非實質的因素。實際上，歐陽修所孜孜追尋的也許不隻是一個理想的退隱地，不隻是一個遙想中的“精神家園”，甚或也不隻是一個所謂“永恒的樂土”（王水照、崔銘：《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第302頁。）。歐陽修在文本中所提出的“潁州”，其實不應局限於實際地理空間的潁州。當他反複提及潁州與對潁州的向往時，他的講述不應就其表層意思而被全盤接受，而應視為一種言說或者話語（discourse）（關於話語的研究可參考 Gillian Brown，George Yule，Discourse Analys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Michel 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 Norman Fairclough，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London： Routledge，2003； James Paul Gee，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New York： Routledge，2011。），因此需要對此言說還有言說主體在不同語境中與社會、文化、政治等脈絡關係的深層意義作進一步之解讀。實際上，文本內的話語在許多方麵確實涉及創作者的主體與意向。忽略主體，則意味著與主體相關聯的“社會性”——而且是具備多種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社會性角色，諸如文人、詩人、政治家、學者、父親等——也將因此被輕忽、略去。而這也是一般討論歐陽修潁州情結時的最大誤區。
一般而言，談到潁州時會注意到四個既有觀念。首先，是歐陽修的“思潁”，表達其對潁州長達二十多年的一種思戀情懷；其次，是歐陽修的“思隱”，即其意欲在潁州隱居的向往；其三是對“閑居”生活的渴慕，而他選擇未來閑居的地點正是潁州；其四，是對“歸田”的渴求，再一次，他所選擇的理想地點仍是潁州。這四個既有觀念（“思隱”與“歸田”雖然說法不同，但意思相同，似乎應該被歸類為同一種看法，但筆者以為歐陽修的“隱”與“歸田”在實質表現上其實極為不同，因此特在本章中分別撰節討論之。），就歐陽修文本，特別是其“思潁”詩與“歸潁”詩（王秋生把歐陽修的潁州詩詞，大略分為知潁詩、思潁詩與歸潁詩三部分，共一百六十多首。見《歐陽修、蘇軾潁州詩詞詳注輯評》，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第2頁。）所見，應該都是極為明顯的，是歐陽修所親自講述者；但如筆者所言，在這講述背後，若聯係主體意向與主體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來看，則歐陽修言說中所呈現的潁州或者所謂的潁州情結，其實可能與一般所說的相去甚遠。為此，筆者擬從這四方麵來作比較細致的梳理，希望能對歐陽修與潁州的關係，以及與此相關的歐陽修之潁州情結有更清晰的認知。
第二節思潁：不知所歸
歐陽修的第一首思潁詩是《寄聖俞》，似乎明確表達了厭進思退的情緒（王秋生編：《歐陽修、蘇軾潁州詩詞詳注輯評》，第106頁。）。但誠如上節所述，詩中的所謂思潁其實是建立在懷想洛陽，並深知洛陽歲月決不再返的基礎上的。確切地說，詩歌的重點其實是在洛陽以及洛陽所象征的理想的失落，而非對潁州的思念，雖然潁州自有其優勝之處（王安石《祭文》提到歐陽修“功名成就，不居而去……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而據皇甫謐《高士傳》記載，唐堯時隱士許由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後人因稱箕潁為隱士所居之地。歐陽修晚年選擇潁水之旁的潁州作為退隱之地，或也有與高士為伍，仰慕高士遺風之意在。見王安石：《祭文》，《歐集》附錄卷一，第1247上頁；皇甫謐：《高士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頁。）。
解讀歐陽修的“思潁詩”，讀者也許會注意到當中許多詩歌記載的其實並非對潁州的思念，而是對與潁州有關係的“人”之懷想。如《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與潁州有關者其實隻有詩題中的“聚星堂”，類似的例子還有《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歐集》卷十二，第119上頁，第119下頁。）；而《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其一、《新春有感寄常夷甫》與《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等詩與其說是思潁，不如說是對報國不成則退隱的自我期許（《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雲：“報國已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其一雲：“國恩未報身先老。”《新春有感寄常夷甫》雲：“恩私未知報，心誌已凋喪。”《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雲：“報國無能徒爾為。”這些詩的重點似皆在報國無成的失落而非積極歸潁的向往。見《歐集》卷十二，第120上頁；卷十四，第135上頁；卷九，第102下頁，第104上頁。）；寫作《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時歐陽修人尚在潁州，而他所思者也主要是人：“……卻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歐集》卷十二，第120上頁。）至於《述懷》、《答梅聖俞大雨見寄》、《攝事齋宮偶書》、《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得枯魚幹蝦數種強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有贈餘以端溪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餘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夜宿中書東閣》、《早朝感事》、《下直呈同行三公》、《下直》、《秋懷》、《偶書》、《感事》、《曉發齊州道中》其二、《表海亭》、《歲晚書事》、《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青州書事》、《歲暮書事》（《述懷》：“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見《歐集》卷五，第80下頁；《答梅聖俞大雨見寄》：“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歐集》卷八，第94下頁；《攝事齋宮偶書》：“丹心未死惟憂國，白發盈簪盍掛冠。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歐集》卷十三，第130上頁；《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得枯魚幹蝦數種強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歐集》卷八，第95上頁；《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待君歸日我何為，手把鋤犁汝陰叟。”《歐集》卷八，第96上頁；《有贈餘以端溪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餘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歐集》卷八，第93下頁；《夜宿中書東閣》：“白首歸田徒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憂國心危百箭攻。”《歐集》卷十三，第129下頁；《下直》：“報國無功嗟已老……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歐集》卷十三，第129下—130上頁；《早朝感事》：“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歐集》卷十三，第130上頁；《下直呈同行三公》：“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誌在冥鴻。”《歐集》卷十三，第130下頁；《秋懷》：“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歐集》卷十四，第131下頁；《偶書》：“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歐集》卷五十四，第401上頁；《感事》：“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歐集》卷十四，第133上頁；《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其二：“軒冕非吾誌。”《歐集》卷十四，第135上頁；《表海亭》：“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歐集》卷十四，第135下頁；《歲晚書事》：“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歐集》卷十四，第135下頁；《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潁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愧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歐集》卷十四，第136上頁；《歲暮書事》：“卻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歐集》卷十四，第136上頁；《青州書事》：“歸去行歌潁水傍。”《歐集》卷十四，第137上頁。）等“思潁詩”，重點則皆在表述對歸隱的向往而非對潁州的思念（當然，也有較特殊的例子如《謁廟馬上有感》所說的“自憐思潁意，無異旅人愁”，還有《再至汝陰三絕》其三所雲對潁州的“十四五年勞夢寐”，其一所雲：“白首重來似故鄉”，以及《鵯詞》所謂“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可憐此樂獨吾知。”見《歐集》卷十四，第135下頁，第133下頁；卷九，第101上頁。歐陽修還有《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與《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但詩歌重點則在描述田家之樂，有其普遍性，並非潁州之專屬。見《歐集》卷八，第96下—97上頁，卷十四，第134下頁。而《初食雞頭有感》有“何時遂買潁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句，似乎所思在潁，但之前的詩句謂：“卻思年少在江湖……”江湖未必是潁州，而思的著眼點其實也在對“年少”自由無拘束生活的緬懷而非對潁州的眷戀，《歐集》卷九，第101下頁。）。
此外，讀者或許不能不注意歐陽修歸隱潁州之後的書信與詩歌：“遂為閑人……人間無事人爾”，“漸有閑中趣味”，“自此安閑”，“笑歌行作太平民”，“此中自有忘言趣”雲雲，重點似在那終於可以閑下來享受人生樂趣的“潁水閑居士”和“休官者”（其他例子如“自栽花圃趁新陽”、“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老得閑來興味長”、“太平時得作閑人”、“車馬闃然人已去，荷鋤卻向野田中”等，見《歐集》卷一百五十二《與薛少卿公期》其十七，第1232下頁；《與薛少卿公期》其十八，第1233上頁；《與顏直講長道》其八，第1236下頁；《歐集》卷五十七《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第423上頁；《歐集》卷十四《答和呂侍讀》，第137上頁；《歐集》卷五十七《寄韓子華並序》，第424下頁；《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其一與其二，第423下頁；《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其二，第424上頁；《答樞密吳給事見寄》，第424上頁；《答判班孫待製見寄》，第424下頁；《歐集》卷五十四《擬剝啄行寄趙少師》，第403上頁。），而非“潁州”本身，並非潁州的風土景觀或者物質人文（即使如《初夏西湖》這樣似乎寫景的詩歌，重點仍在那欣賞的人：“吾欲台頭坐釣磯”，見《歐集》卷五十七，第424下頁。）。
皇祐元年，歐陽修知潁州時曾有《夢中作》雲：“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當時歐陽修人在潁州，但他卻仍然表達了一種人生的迷惘，一種“客”旅的惆悵、“思”家的情懷。《答呂公著見贈》亦雲：“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歐集》卷十二，第118下頁，卷四，第72上頁。）皇祐四年，在母親鄭氏離世的沉痛中，歐陽修曾經以潁州為其出路：“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歐集》卷一百四十五《與蘇丞相子容》其一，第1164下頁。）《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十三亦雲：“昨大禍蒼（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潁，苟存殘喘。”（《歐集》卷一百四十四《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十三，第1153下頁。）甚至在其新見的佚簡《與孫威敏公》其一中，也可以讀到歐陽修如何在“心緒憂惶，日夜勞迫”的“哀迷中，就近來潁”，因為他“其實四海無所歸，欲隻就潁”（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第14頁。）。但居潁的歐陽修並沒有因此而表現出任何“歸家”之“樂”。至和元年，他在潁州為母守製時作《送徐生之澠池》，提到昔日洛陽的盛遊，以及今日“漂流二十載”後“舊事欲說無人應”的淒愴，仍然感受人生的無奈與憂患：“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歐集》卷五《送徐生之澠池》，第79上頁。）《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其一也說：“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群。”葉夢得《避暑錄話》謂：“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乎？”（《歐集》卷五十七，第424上頁；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第2頁。）且同樣是在潁州，歐陽修卻屢屢去信梅堯臣：“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為會”。甚至在“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的無奈中，“一讀新篇若會麵”（《歐集》卷一百四十九《與梅聖俞》其二十三、二十二，第1208上下頁，第1207下頁。）。可見重要的不是在潁與否，潁州也並非“樂土”的保證：精神家園、樂土之說確有商榷的必要。
實際上，歐陽修的“思潁”與宋代的政治形勢或有點關係。宋初太宗大開登仕之門，即位後的第一榜（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即一次取士五百人，遠超太祖朝十七年取士的總數（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頁。）。此後士人的地位雖迅速提升，而朝廷的控製亦逐漸趨嚴。王夫之對此有相當深刻的心理觀察。他在《宋論》中指出宋初宰輔的升黜無常：“十餘年間，進之退之，席不暇暖”，因此士人普遍懷有“且前且卻”之意；另外，他認為北宋前期大臣“責以大臣之道，鹹有歉焉”，其原因“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重點在他們“恒若有一物焉，係於心而不能舍”（王夫之：《宋論》卷二、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6頁，第63頁。）。而此“物”者或即名位之念。由此，則宋代士人階層自地位上升之初，便麵對著一個機遇與阻力並存的複雜狀況（成瑋：《北宋前期詩壇研究》，第8頁，第19—20頁。）。
歐陽修的情境心態與這樣的現實情勢應該說是密不可分的。慶曆五年的《鎮陽讀書》詩雲：“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歐集》卷二，第60上頁。）即已清楚表述了在仕進與引退之間的艱難。而母親的辭世更是一致命的沉重打擊。如此，在麵臨生命的困窘時，歐陽修說他“不知所歸，遽來居潁，苟存殘喘”。居潁是因為他不知所歸，隻能暫且居潁以休養生息。那為什麼是潁州呢？早在皇祐三年所寫的《與張職方》其二即雲：“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清要所居，不敢陳乞。”（《歐集》卷一百四十七，第1187上頁。）潁州號稱“便郡”，據汴京較近。北宋時，許多名公巨卿，以薄罪遷謫，即出守此州（比如劉筠於天聖間罷禦史中丞，出知潁州；夏竦於明道間罷樞密副使，出知襄州，繼改潁州，後入為宰相；蔡齊於景佑四年罷參知政事，出知潁州；晏殊於慶曆四年罷相，出知潁州。詳參韓酉山：《歐陽修潁州聚星堂燕集賦詩考述》，《江淮論壇》1999年第4期，第86頁。）。換言之，就地理位置而言，潁州似乎是歐陽修在“且前且卻”的猶豫彷徨中一個比較理想的“可進可退”之地。
如此，在不知所歸時，在“如魚鳥之池籠。……衰病日複侵攻，交遊多在外，塊然處此”（《歐集》卷一百四十六《與王懿敏公仲儀》其一，第1175下頁。 ）的處境中，歐陽修思潁。從此角度細察，則其歸隱之前那一大串的潁州詩文，特別是“思潁詩”中，歐陽修表達的也許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潁”，而更是一種“惶惶”、“不知所之”的彷徨。這樣的情緒在無處可歸時尤其顯明。如至和三年他在《與趙康靖公叔平》其二中所言：“某為水所渰，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卻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栰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嘉祐二年，其《與梅聖俞》其三十七雲：“雨久作，奈何。……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治平二年，《與薛少卿公期》其十二亦雲：“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寓居定力，公私擾擾。”（《歐集》卷一百四十六，第1172上頁；卷一百四十九，第1211上頁；卷一百五十二，第1231下頁。）究其實，人的思慮總要發生在一個明確界定的空間裏，行旅般的人生終究要有個確切的方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陶淵明：《雜詩十二首》其七，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19頁。）與此相類，歐陽修的“潁州”意義更接近於一種空間的寄托感，借此表述一種“遑遑”/“惶惶”，以及“遑遑”/“惶惶”中的向往：“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歐集》卷十四《感事》，第133上頁。）——那尋求暫時脫卻群體價值的桎梏，回歸主體生命本然的狀態，“退將複修吾初服”的“初心”（屈原：《離騷》，見金開誠等校注：《屈原集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8頁；王逸注曰：“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複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見楊胤宗：《屈賦新箋——離騷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第137頁；關於“初心”，或言“素心”、“素誌”，歐陽修在其書信中曾屢次提及。如嘉祐三年的《與王懿敏公仲儀》其四雲：“某非久於此者，然素誌未遂，心往形留。”《歐集》卷一百四十六，第1176上頁；嘉祐四年《與趙康靖公叔平》其三雲：“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歐集》卷一百四十六，第1172上頁；《與趙康靖公叔平》其四雲：“深思外補，以遂初心。”《歐集》卷一百四十六，第1172下頁；《與丁學士寶臣》其三雲：“然請外之誌，尚未獲素心。”《歐集》卷一百五十一，第1222下頁；《答韓欽聖宗彥》其二雲：“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歐集》卷一百五十一，第1227上頁；嘉祐五年，《與王懿敏公仲儀》其八雲：“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誌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歐集》卷一百四十六，第1177上下頁；《答杜植》雲：“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歐集》卷一百五十一，第1227下頁；《與常待製夷甫》其四雲：“自藏拙於此，習成懶慢……亮須幅巾閭巷，杖履往還，始償夙素傾向之心爾。”《歐集》卷一百四十八，第1197上頁。）。
這是歐陽修的“思潁”—— 在“不知所歸”中的彷徨、追尋與反思。
第三節思隱：居士不可見也
而正是在這樣的追尋與反思中，歐陽修再次修正自己的稱號。實際上，從洛陽自稱達老，夷陵自稱遷客，滁州自號醉翁，再至晚年的六一居士，正標示著歐陽修人生觀改變的一個過程。
《六一居士傳》中有幾個有趣、值得讀者注意的細節。首先，文章一開始，歐陽修就解釋了他的更號：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顯然，六一居士是醉翁稱號的更替：“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歐集》卷十四《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其一，第137下頁。）六一居士與醉翁的分別在於前者的老、衰、病，以及最重要的“將退休”。換言之，更號是退隱的準備，是公開的宣告。
其次要注意的是“客”的詢問：“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而歐陽修的回答極妙，他聲稱不但知道名之不可逃，而且也不必逃，更號其實是為了“誌吾之樂爾”，因為未隱退前的歐陽修雖然向往此樂，卻“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眾也”（《歐集》卷四十四《六一居士傳》，第328上頁。）。由此，歐陽修示範了一種與前人以稱號婉轉隱藏身份與主觀意願的寫作方式的不同：比如阮籍作《大人先生傳》是通過虛構的人物形象來寄寓某種自傳性的內心想望；而陶淵明寫作《五柳先生傳》，“五柳”也並非陶的自稱，文中所展示的不是陶淵明人生的實際，而是陶淵明人生的理想（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68頁。）；而歐陽修卻直接點明稱號的目的，不但不是為了隱藏心意，而且還是為了更清楚表述其誌意。
但若仔細展讀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卻又不難發現陶氏本身的矛盾：其筆下頗有自傳色彩的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五柳先生傳》被視為陶淵明的虛擬自傳，然而書寫陶氏傳記的作者在引用此文後，卻無一例外地說明：“時人謂之實錄。”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六《五柳先生傳》，第175頁；沈約：《宋書》卷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87頁；蕭統：《陶淵明集》卷十，宋刻遞修本，第12b頁；房玄齡等：《晉書》卷九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61頁；李延壽：《南史》卷七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56頁。）。而“自娛”與“示己誌”顯然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一個人的預期讀者是自己，那麼他在文字中又要向誰“示己誌”呢（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8頁。）？
陶淵明的傳記首次出現於《宋書·隱逸傳》，作者沈約在前言裏把“隱”分為兩類，即“賢人”之隱和“隱者”之隱：
遁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跡。……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沈約：《宋書》卷九十三，第2275—2276頁。） 換言之，“隱者”之隱是因為與世/人相違，所以往往要自我抒發甚或自我標榜，而因此留下“可傳之跡”。而這正是《五柳先生傳》的矛盾所在，因為這廣為流傳的“文字”正是陶淵明生命所留下的“可傳之跡”，也就是他生命中所留下的可歌可頌的言行，並最終導致“名”（陶淵明）與“見稱之號”（五柳先生）的存留，從而對“陶淵明/五柳先生”這一人物與世上其他芸芸眾生作了重要的區分。這樣的“跡”顯然是與“隱”相互抵牾的（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第61頁。）。實際上，隱士本為求“隱”，因此為隱士立傳本身就充滿矛盾，而隱士如陶淵明者為個人虛擬立傳，雖然“五柳先生”並非陶氏個人的自稱，這樣的述寫就更是一種與“隱”之背離。
當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與其他詩文中反複權衡、討論、解釋甚或辯護他的退隱決定，並且特別注意地提到要以詩文“示己誌”，甚至宣告“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陶淵明：《有會而作序》，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三，第106頁。）時，他其實已經在有意無意間突顯了個人在麵對存在的焦慮時的對應方式——以話語、文字、名號，與隱者不朽之聲名，而這樣的方式更為後來的士人如歐陽修者立下了可學習的榜樣。
如此，歐陽修晚年之創作《六一居士傳》想來也是有“跡”可循的。
張伯行以為，《六一居士傳》是“歐公晚年寓意之文，《東坡集》多得此解”（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第127頁。）。那蘇軾到底是如何理解此文的呢？《書六一居士傳後》雲：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蘇軾文集》卷六十六，第2048—2049頁。） 關於有道或無道，歐陽修曾經有詩自嘲曰：“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歐集》卷五十七《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其二，第424上頁。）而蘇軾則從另一角度來詮釋，把歐陽修與“五物”的等同——“居士之不可見”，視作歐氏行將隱居的“預告”，這是蘇軾對恩師深刻的理解，同時也表述了歐陽修名號背後的奧妙之處：這麼公開的“隱”之宣告自然不是沈約所說的“為隱之跡不見”，而是更類似陶淵明的“身隱”。但他與陶氏之“隱”又有不同，陶氏之“隱”雖有“用致隱者之目”的標榜意味，到底還是“隱居”之“隱”，而歐氏之“隱”卻還表達了深一層“逃身”之隱喻。
實際上，晚年的歐陽修在心誌上出現了極大的變化。《與高司諫書》可以慷慨陳詞，不畏時局之難，不懼貶謫之艱；然而慶曆新政失敗之後，歐陽修卻反複不斷地在書信中表述其憂懼退縮的“逃身”心態。
慶曆六年，《與韓忠獻王稚圭》其五雲：“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慶曆七年，《與梅聖俞》其十七雲：“他事非獨不掛口，亦不關心。”嘉祐四年，《與王懿敏公仲儀》其七雲：“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繭處矣。……歲暮索然，殊尠歡意。”嘉祐六年，《與王懿敏公仲儀》其九雲：“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眾論實可多懼。”其十二雲：“深思一作繭處，未有去端爾。”嘉祐年間的《答張學士》其一雲：“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去，猶是幸人。”其四則雲：“若得偶逃罪責，歸老期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治平四年，《與韓忠獻王稚圭》其三十四雲：“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閑。”（《歐集》卷一百四十四，第1152上頁；卷一百四十九，第1206下頁；卷一百四十六，第1177上頁；第1177下頁；第1178上頁；卷一百五十一，第1224上下頁；第1224下—1225上頁；卷一百四十四，第1157上頁。）考察歐陽修在京為官的履曆，嘉祐五年為樞密副使，六年轉參知政事，從嘉祐五年一直到治平四年，長達八年，這是他政治生涯上的高峰，然而，即使是在官運最為亨通的嘉祐、治平年間，歐陽修也仍然有此重複的“養拙”、“藏拙”、“不掛口”，與“憂畏”、“退縮”、“逃罪責”心態，而“作繭處”的重複尤可圈可點。
熙寧以後，類似的表述更是明顯。熙寧元年，《與常待製夷甫》其六雲：“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與直講都官》雲：“東州土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為養拙之幸。”熙寧二年，《答黎宗孟醇》雲：“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與顏直講長道》其五雲：“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熙寧三年，《與韓忠獻王稚圭》其三十九雲：“足以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其四十雲：“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與王文恪公樂道》其七雲：“某此幸藏拙。”《與王補之》雲：“苟祿偷安，甚為幸也。”熙寧四年，《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四十一雲：“老年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答曾舍人鞏》其二亦雲：“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自歸潁，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歐集》卷一百四十八，第1197上頁；卷一百五十二，第1237上頁；卷一百五十一，第1227上頁；卷一百五十二，第1236上頁；卷一百四十四，第1157下頁；第1158上頁；卷一百四十七，第1184上頁；卷一百五十二，第1237上頁；卷一百四十四，第1158上頁；卷一百五十，第1221上下頁。）而在其96篇佚簡中，這類的說法如“偷安”、“養拙”、“懷安苟偷”（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簡輯存稿》所收《與呂正獻公》其十六，《與孫威敏公》其四，《與杜郎中》其一，見《中華文史論叢》，第11、15、22頁。）等也是屢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