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詩經》的時代仍然是各種精神文化形態渾然不分的時代，至少那種分化還是處在極其幼稚的萌芽狀態，那麼，到了漢代，各種精神文化形態的分化在客觀上已經相當發達。由於散文體的長足發展，那種需要比較詳細、準確地記載、陳述、議論的精神文化職能，就由適宜的散文體來承擔了，明楊慎不主張 “六經皆史 ”的說法，但他認為詩體不適宜記史（參見《升庵詩話》卷十一）卻頗有啟發性。正是由於文體的分工，詩的職能才明確起來。而事實上，漢代文人詩幾乎沒有一首是紀史的。而在民間，在文化的淺層次裏，民歌卻繼續保存著《詩經》的傳統。可以說在文化程度很低的民間，進行思想情感交流的主要文化形態，就是他們的歌唱，什麼是哲學，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曆史，什麼是文學，對於他們來說根本是無所謂的，他們想說就說，想歌就歌。有所感受，有所體驗，有所經曆，有所思想，他們就借助歌唱表達出來。如果一首歌唱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引起了普遍的共鳴，那麼自然也就會流傳開去。同時由於下層百姓文化程度低，缺少理性的洗禮，因此，他們看問題往往是直觀的，而他們的表達也就往往是形象的，保持著濃鬱的感性色彩，由文人采集整理的漢樂府民歌，雖然也許已經過某些加工，但基本上依然保存著它的原始風貌，淳樸粗獷，自然真切。敘事、抒情、議論都有，而且常常自然地交織在一起，這就與主要以抒情感歎為主的文人詩歌（包括文人創作的樂府）形成了明顯的對照。而這種對照又正好說明了精神文化形態的分化已經在文化高層次中實現了自己。
漢代文人詩作為中國古典詩歌分化獨立的第一個階段，顯示著質樸自然，天真猶存的風貌。劉勰稱漢代古詩 “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文心雕龍 ·明詩》）。嚴羽也謂：“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滄浪詩話》）王世貞則曰：“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藝苑卮言》卷一）吳喬又說：“漢魏之詩，正大高古。 ……古謂不束於韻，不束於粘綴，不束於聲病，不束於對偶。”（《圍爐詩話》卷一）而龐塏更認為：“漢、魏詩質直如說話，而字隨字折，句隨句轉，一意順行以成篇。”（《詩義固說》上）這些評論從多方麵指出了漢詩 “高古天成”（費錫璜《漢詩總說》）的特色。漢代文化本來與楚文化一脈相承。尤其是在文學方麵，楚辭的影響相當深遠。“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劉勰《文心雕龍 ·時序》）但是，漢詩的風格卻與尚保留著濃鬱的原始思維特征和情調的楚辭很不相似，“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同上），在漢詩中卻很難見到楚辭那種 “煒燁奇意”。漢詩既無華美的藻彩，又無神奇要妙的想象。張衡的《四愁詩》在句法上頗有楚辭的特色，但所想也不過在 “太山”、“桂林”、“漢陽”、“雁門 ”之間，這種情形不能不使人疑惑不解。然而，如果我們將漢詩與漢賦作一對照，也許多少能消去一點疑惑。
與漢詩相反，漢賦在語言章句方麵進一步發展了楚辭的形式，王逸指出，屈原以後 “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楚辭章句序》）。說明了漢賦與楚辭之間的血緣關係。而班固也說：“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漢書 ·藝文誌》）然而，縷金錯彩、鋪張揚厲的漢賦，卻“沒其諷喻之義”，放棄了楚辭強烈的個人抒情色彩，所謂 “勸百諷一”，其結果卻是買櫝還珠。漢代著名的大賦，大多殫心竭力，窮形盡相，著意鋪陳描狀皇家京都的繁華，宮殿的壯麗，苑囿的遼闊和遊獵的巨大聲勢，漢賦在客觀上已經成為 “潤色鴻業 ”的富麗堂皇的文字飾件，而且也是漢語言高度成熟、發達和富贍的盡情展覽，它們是繁榮昌盛、蓬勃崛起的自豪頌歌，也是這個空前統一和強大的東方大帝國在文化精神方麵對自己的一種肯定。對曆史的敘述留給了史傳，對思想的發揮留給了論說，而“潤色鴻業 ”又留給了大賦，剩下的純粹個人的性情、感慨則無可選擇地留給了詩。因為是個人性情的自然抒發，所以既不需要長敘大論，也不需要縷金錯彩，而隻要 “平平說出，曲曲說出”（朱自清《朱自清文集》四）。而詩的本性卻得到了較充分的體現，雖然也許是不完滿的。這樣漢詩與漢賦，就顯示出了迥異的風格。
漢詩在格律方麵是比較自由的，當時尚不見有明確的條規。有雜言句式，也有整齊句式，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五言句式。音調自然，韻律和諧。詩人重在抒發胸臆，無意雕章琢句，篇章渾然，難於句摘，可謂 “天衣無縫”。讀《古詩十九首》不難獲得這樣的體會。表現手法也比較單純，起首往往用比興，觸物感發，諸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等多屬此類。抒情寫物也以直接描述為主，既不用故實，也少修辭性的喻擬，除了少數通篇以物喻意的作品，如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之類，大多數詩作在整體上與對象保持著一種相對直接的關係，如秦嘉《贈婦詩》、趙壹《疾邪詩》、孔融《雜詩》、蔡琰《悲憤詩》、古詩《今日良宴會》和《生年不滿百》之類。當然也有不少詩作，也時常插入間接寓意寄情的手法，如古詩《冉冉孤生竹》篇末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便是托物言誌表達女主人公對青春易逝的感歎。而詩人所描述的形象也往往很容易為經驗所接受，非常實在，為人喜聞樂見。而詩語也是質樸無華，流暢自如，比較通俗，又好用疊詞，顯得天真爛漫。當然如《郊祀歌》由於其職能在於祭祀神靈和頌揚威德，是皇室重大活動的點綴，因此相當典雅，完全不同於普通個人抒情詩的自然親切，平易近人。它們雖然在體製上不同於賦，卻有著賦那種騁才求雅的精神，後代刻意雕琢、“生澀奧衍 ”一派往往要溯源於此（參見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但《郊祀歌》並不代表漢詩的基本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