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式遵師部駐夔府鮑超子爵府裏，軍械庫在西門關帝廟。由特務連第一排守衛，二排隨唐式遵到重慶開會，三排擔任城防，四五百新兵尚未編連發槍，實際兵力隻有兩個排。
一天，由上遊開來幾條大船，說是來買紅心柚子的。東門外荒坡窩棚來了200多個湖北房縣的難民，正由善堂在發米糧。
關帝廟在西街，是條熱鬧街道。就在“難民”湧來的同時，西街一品棧裏來了李、周、胡、張四個人住店。他們和店老板扯閑談，他們自己說是在家鄉惹了事，逃到夔府來投軍避仇。店老板姓周，侄兒在第一排當班長，滿口應承道：“一筆難寫兩個周字，五百年前是一家。此事包在我的身上！”當即通知了侄兒。
第二天周班長便約上排長王占彪會見四人，幾杯酒下肚，六個人結了金蘭兄弟，王排長居大哥。當夜去拜見大嫂，李、周、胡、張四人每人送了四塊大洋給嫂子做見麵禮。次日，王占彪把四人分在班裏，掛了個副班長的職務。這四人正是範紹增派來的細作，連同江邊的船、坡上的“難民”，專門來打軍械庫的主意。
這四人在兵營裏手腳大方，待人和氣，幾天就和大家混得溜溜熟。過了幾天，就把各班班長、士兵都全部說通，同意跟他們走了。
一夜大雨滂沱，這四人叫醒班長——都早已承認當範紹曾的連長了——打開軍械庫，拖出輕重機槍幾十挺，幾門山炮，步槍幾百支，子彈幾百箱，由那些“難民”運到船上，然後帶著範紹曾委任王占彪為第一獨立營營長的委任狀和關防去見王占彪。事已至此，排長大哥也無話可說，隻得把家眷送上船。在船上見第三排高排長和家眷亦在，並有第二獨立營營長的委任狀和關防，二人相視一笑。
須臾船過南岸，四人付了船資，又另給船家每人兩塊大洋，並留下一封給唐式遵的信，說明借槍械一用，船家是被逼迫，請不必為難等等。將槍械卸下，由大隊人馬運送。過川鄂邊界到酉陽，與範紹增會合，拖到秀山、黔江、彭水一帶休整操練，等候機會。
劉湘武力日漸壯大，範紹增便投到劉湘麾下當了師長。後來，劉湘把24軍劉文輝攆到西康，獨自稱雄四川。
劉文輝見範是員虎將，暗中送了50萬元大洋給他，許他過去當副軍長兼師長，他的隊伍不改編。範紹增把這事向劉湘作了報告，劉嘉獎他的忠心，說：“你把錢拿到上海去玩一段時間好了。”
羅君彤建議範說：“你留20萬元在重慶修別墅，拿30萬去上海玩。”範同意了，並由羅代他辦這事，便在大溪溝上段購地近100畝，修建了超過四川任何軍閥的“範莊”別墅。
劉湘叫範到上海玩，意在籠絡，未料到這著棋下錯了。範到了上海拜在青幫大頭子張福堂門下當了“關門弟子”。範又拉攏杜月笙、虞洽卿、榮德生、朱坤山、楊阿毛等青幫首腦人物，而且與楊嘯天、錢庸之關係極好。
範在上海開設富華銀行，從事證券交易，還搞了個裕增貿易公司。
1935年，紅軍渡赤水北上抗日，範紹增被召回四川，率兩個旅進犯洪湖地區，在老河口被賀龍擊敗，身負重傷，去漢口醫院治療。蔣介石特派軍政部次長曹浩森帶10萬元前往慰問，拉攏範充當劉湘身邊釘子。此事為劉湘偵知，劉恨之入骨。蔣介石整編四川軍隊為四個軍時，範紹增也內定為一個軍，劉湘自動隻要三個軍隊番號，把範到手的軍長搞垮了。劉湘又保薦範為21軍副軍長，把他師長職務抹掉，這樣範就成了光杆司令。於是範便與劉文輝、鄧錫侯、楊森、孫震這些吃過劉湘虧的人密商，準備在整軍會議上扣押劉湘，此事得到顧祝同、何應欽的同意。就在這時，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介石下令停止行動，扣押劉湘未能實行。
範紹增被任為11兵團副司令，與上官雲相繼赴前線，在浙江諸暨、蕭山累立戰功，被升為88軍軍長。誰知又接到顧祝同親筆信，調其為30集團軍副總司令，軍長另委何應欽侄兒，範憤而辭去副總司令，閑居重慶。
抗戰勝利後，範紹增在上海專搞金融業務，又組織“益社”（取四川為益州之意）袍哥堂口，形成一定社會勢力。國民黨還都南京選舉總統，大竹人要他回川選國大代表，他拒絕了，一心想恢複他的軍隊。蔣介石不派他帶兵，隻任命他為川鄂邊區綏靖副主任，他拒不到職，仍在上海從事金融活動。
“國民代表大會”即將在南京召開，侍從室發來電令：“奉總裁諭，範紹增、楊嘯天立即赴京晉見。”他二人不敢不去，即刻動身到黃埔路官邸見蔣介石。蔣介石說：“國事紛繁，與你們有關係的國大代表，望你們做工作叫他們選孫哲生（孫科）院長為副總統。”
楊嘯天聽後十分愕然，範紹增起立立正報告，說：“報告總裁，副總統選票問題，晉京前已答應選李宗仁了，請總裁明鑒。”
蔣介石當時不露聲色，範紹增預料到後果堪虞。侍從副官送他二人去火車站時，範從身上摸出預先備好的金條，塞在侍從副官手裏，另給他一個毛巾包，請轉交內衛股股長，“煩多多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