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末，台北建安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趙昌平、李夢生二先生主編的《三百首係列叢書》十種，均以《新譯》為書名，本書即其中的一種。書出版發行後，頗受寶島內學者、教授們的關注，有從海峽彼岸特地打來電話，與我討論宋詞版本文字異同等問題的。我想，此書倘有機會在大陸修訂出版，當更能滿足廣大詩詞愛好者的需要。現在，這一願望得以實現，我自然感到十分欣喜。
本書的台北版“前言”中，我已把諸如詞的興起、名稱、體裁特點、與詩的區別，其發展演變過程、名家流派，以及對自號上彊村民的朱祖謀（孝臧）其人、《宋詞三百首》選本特色和選取標準等，都一一作了概括介紹，該說的話，似乎都說了，讀者可以自己去看。
1954年春，我讀完大學，留校任教，同時繼續隨恩師夏承燾（瞿禪）教授進修唐宋詩詞，後來我指導的研究生，也都是唐宋文學專業。現在算起來，已逾半個世紀。雖然，在“文革”期間，因外在原因，又與紅學結了緣，且一發而不可收拾，後來還被冠以“紅學家”的頭銜，但我始終未放下過詩詞老本行。
在我所接觸的中青年朋友中，愛好古典詩詞的不少，且喜歡詞的人數或許還超過詩，尤其是女士們。我想，這也不難理解，畢竟詞本是音樂文學，其長短錯落的句子形式，有音樂感的節奏，比起大部分句式整齊的詩來，更顯得自由活潑，富於變化，長於抒情。隻是要掌握每一詞調的不同格律，比詩要複雜些、麻煩些，所以今天學填詞的人還超不過學寫詩的。如果從寫新詩要在語言形式上借鑒傳統詩詞來說，詞能給人以利用的借鑒價值，也許還超過了詩。
一位朋友問我，你為什麼隻找宋詞選本而不找唐宋詞選本呢？倘加入唐五代詞，不是更能夠完整地讓人看到詞的興起和發展成熟的全過程嗎？我的回答是：首先，選題的確定，往往不是作者個人想怎樣就怎樣的，還要看客觀的社會需求（市場）和出版社的整體計劃安排；更主要的是選本沒有必要都去考慮“全過程”，正如選唐詩，就沒有非要將漢魏六朝詩也加入進去不可的道理。此外，既非自選，而是選用前賢現成的本子，那麼，能與《唐詩三百首》相配的，唯有徐調孚先生所竭力推崇的“《宋詞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詞選”一種，隻是後者晚出，時代環境已有改變，故不及前者普及而已。
《宋詞三百首》，今天看來，自然也有可議之處。這一點我在初版的“前言”中已有提及。朱祖謀無論是其詞學觀，還是文學觀、社會觀，都應該說是保守派。他選詞數量最多、最看重的是吳文英，這也許與他長期從事《夢窗詞》研究，並多次為其作箋，故有所偏愛有關。這姑且不說，即如《放翁詞》存詞百餘首，在南宋也列為名家之一，劉克莊說：“放翁長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其推崇可知。而朱孝臧僅錄其《卜算子·詠梅》小令一首，倒是成就遠不如放翁的小詞人，常常也選有數首，給人的感覺是選花間尊前、離愁別恨題材的詞較寬，而選有嚴肅思想內容的詞較嚴。當然，我們不能盡用今人的眼光去苛責前賢，《宋詞三百首》畢竟是一個很有見地也很有個性的優秀選本。
原版用的是繁體字，如今改用簡體字，這一改變過程常常容易出錯，在校對上恐怕要花費不少工夫了。我還注意到原版有一些異體字，若保持原樣，會不方便閱讀。舉例說，“闌幹”一詞，通常有二義：一是同“欄杆”，一是縱橫；二者本子裏都有，倘不加區別，易滋混淆，所以這次將前者改用“欄杆”，後者仍保留原樣。還有“沉沉”“深沉”的“沉”，原版都用“沈”字，在大陸的年輕人看來，像是錯字，所以也改了。又“著”都用“著”，“樽”都用“尊”，也不符合當今我們通用的習慣，尚不及訂正，希望在校對時也能改過來。此外，原版中生僻字多未注音，這次有所增加以方便讀者，采用的是注常用同音字的辦法。至於此書中與其他本子有異文或斷句不同，甚至偶有字數多少不一者，必要時也在注釋中說明。
期待廣大讀者和專家們的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