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根據黃金榮過去的罪惡行為，確實是為帝國主義所扶持的地痞惡霸，十惡不赦，膽大妄為。
第二，近年來，黃金榮已經不再作惡，多有悔改之意，並且用實際行動表明了向人民政府低頭認罪的態度，在解放上海的過程中也多有貢獻。
第三，政府對反動的幫會勢力會采取堅決的打擊、瓦解政策。黃金榮年老體衰，對他可以寬大處理，讓其踏上改過自新之路。
這項政策一經公布，許多上海市民對政府不殺黃金榮，讓其“逍遙法外”的行為難以理解，紛紛向有關部門上書，要求對黃金榮從嚴懲辦，決不姑息。對此，上海軍管會和人民政府多次召開代表會議，向民眾解釋黨和政府製定的相關政策。為了對情緒激動的上海民眾有所交代，政府還派人前去黃金榮在上海的老宅，對其進行批評和教育。
當天下午，上海軍管會委派的代表杜宣乘坐的吉普車開到鈞培裏黃宅的門口，來向黃金榮傳達政府政策，後麵跟著十餘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黃金榮知道政府不會逮捕他，對他寬大處理，懸著的心稍微放下，一再表示說：“我在上海灘混跡幾十年，壞事做盡了，拐賣人口，販賣毒品，殺人越貨，參與屠殺共產黨員……政府現在沒有殺我，是政府的寬大包容，我懂，我懂……”黃金榮當時已是耄耋之年，牙齒幾乎全部脫落，口齒不清。嘟囔著說這幾句話時，還是由旁邊照顧他的門生代為翻譯，軍管會代表才聽得懂。他身著一套白色的紡綢褂褲，站在大堂中微微顫抖，由他的兩個徒弟攙扶著，並從懷中掏出當年蔣介石送給他的那塊懷表，交給杜宣，讓政府代為處理，以表示對人民的忠誠和與蔣介石決裂的決心。
杜宣最後說：“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隻要你在上海老老實實地生活，不再從事一切有損人民利益的活動，過去所有的罪惡，我們都可以從寬處理。”黃金榮恭恭敬敬地聽著，唯唯諾諾地俯首稱是，大亨架勢早已蕩然無存，剩下的隻是一個有些茫然失措的老人。杜宣繼續告誡說：“今後一定要好好生活，再敢欺壓人民，政府就一定要從嚴辦理了。”這時候，黃金榮不斷地鞠躬，連聲保證：“不會不會，絕對不會再做壞事了……”
從此之後，黃金榮蝸居家中，更加不問世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允許他的“大世界”、“共舞台”等產業可以繼續經營，但是他已經極少拋頭露麵，將全部生意都交給門生分管。在“皮包水”、“水包皮”的生活之外，他偶爾到離黃宅很近的“大世界”門口清掃馬路，接受勞動改造。當時上海的幾家大報社都紛紛在報紙顯著的位置刊登了黃金榮清掃馬路的照片，宣稱人民政府對幫會殘餘勢力的清掃政策是成功和效果顯著的，所以黃金榮得以過了一段時間的清閑日子。
到1950年年底，肅反運動開始，要求殺黃金榮的聲音再次響起，黃金榮驚懼萬分，整日憂心忡忡，更少踏出家門，幾乎過上幽閉一般的日子。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越來越深入，黃金榮心中的恐懼越來越多，無處消遣，但是又無可奈何。當時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領導，也都明顯地感受到黃金榮的不安心思，於是委派盛培華、梅達君和方行三位同誌為代表，與黃金榮會談，向他傳達人民政府的政策：原來既定的對待他的態度不會改變，但是為了穩定市民情緒，希望他能夠公開發表一份“悔過書”，進一步向人民低頭認罪。盛培華當時是上海市副市長，梅達君任政協副秘書長，方行是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這三人當中，與黃金榮關係密切的是盛培華，他從解放前就一直在處理所有關於黃金榮的事務，由他出麵與黃金榮談話，比較容易穩定黃金榮的情緒，不至於使他過分緊張。
所以在1951年5月，黃金榮在他的門生、舟山同鄉會會長陳詡庭以及孫子黃擎宇的陪同下，來到了上海市政協的一間會議室，聽候領導訓話。盛培華說：“人民代表大會上有很多代表都提出了控訴，要求政府對你進行處理。你這一生的確是罪大惡極，解放前的多年時間在上海興風作浪，不過解放之後能夠安分守己，而且今年你已經84歲了，所以政府決定由你自己向人民坦白罪行，然後再酌情處理。”檢察署副檢察長方行接著說：“所有代表對你的控訴都是正確的，人民政府沒有處理你，並不表示你沒有罪惡，而是對你寬大包容，所以你應該主動向人民交代罪行。可以寫成悔過書，然後在各大報刊刊出，內容就是承認自身的罪惡，決心改過自新，擁護人民政府，並規勸門生改過自新，向政府真誠坦白；還在作惡的門生應該投案自首，以求人民的寬大處理。”
黃金榮聽後，立刻承認自己罪孽深重，並表示願意向人民請罪，希望再次求得政府的寬大處理，並重申：“絕對不會指使門生做壞事，更不會包庇其違法行為，如有知情不報，願意接受政府的嚴厲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