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改革是永恒的。
借用B.蓋伊.彼得斯的話，“變革與其說是一種特例，不如說是一種慣例。隻要有一個不完美的政府，人們就會持續不斷地尋求理想的治理形態”。毫無疑問，我們的地方政府離“完美”兩字還有很大的距離，那麼如何探求理想的治理形態呢？
過去近30年，中國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各級地方政府的改革也不斷推進。改革的實質是政府源於公共需求對自身價值與合法性的求證，是政府在一定曆史條件下對自身與市場、社會之間關係的調整。這種“求證”和“調整”永無終點，而且始終麵臨風險與挑戰。尤其是麵對社會轉型，改革就像處於十字路口。順潮流者，地方政府將隨時代保持並提升價值；逆潮流者，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將逐步削弱乃至喪失。所以改革的路徑選擇，對地方政府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
20世紀以來，對於如何改革政府，或者說，如何使政府更好地適應時代的要求，全球範圍思潮疊出，各國實踐此伏彼起。其中，治理和善治理論則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極具影響力和適用性的公共管理理論。隨著政府、市場的相繼失靈，也由於非政府組織的局限性，人們逐漸意識到：在政府—市場—社會三分的格局中，對任何主體都不能抱有幻想；同樣，對任何主體也不能忽視，唯一的選擇是攜手分治。善治就是這一理念的載體和歸宿，它無疑是推動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是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一種新型關係——這是近乎理想的狀態。善治是西方舶來品，置身中國的語境，我們有必要就此作本土化的闡發：——就治理主體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作為善治社會的治理主體，無論政府、非政府組織或是私人企業都應具有合法性。尤其是發揮元治理功能的政府，更應是溫良、公正的治理者，是值得公眾信賴的合格治理者。
——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治理的本意是服務，沒有服務的治理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從根本上講，政府治理的出發點，是讓公眾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滿足度的公共管理，從而實現社會公眾福利的最大化。
——就治理方式而言，善治是“善於治理”。它不是政府統包統攬的治理，更不是權力壓製、單向施恩，而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合作。治理的過程，是多中心良性互動的過程，是政府不斷回應公眾需求的過程。
——就治理結果而言，善治是“善態治理”。這是一種境界，是一種多元治理、和諧治理的社會形態。在善治的形態中，矛盾與衝突仍會頻繁出現，卻能最大限度地被社會所包容、被製度所接收、被機製所化解。
因此，要趨近並實現善治，我國地方政府亟須改革，亟須探索，亟須在創新模式上邁出更大的步子。構建一個順應全球化、立足本土化的現代地方政府是改革的目標定位。
而眾所周知，“政府”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政府指國家機關構成的整體，即人們通常所講的國家政權，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事機關等；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總體上，本書對地方政府的界定是狹義的。
國際輿論將中國視作正在崛起的大國，浙江省則是這個蓬勃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先行省份。本書的研究以該省為主要模本，正是基於其經濟社會發展和地方政府改革在全國所處的領先地位。因為先行探索的經驗值得其他地區借鑒，先行遭遇的問題也具有前兆性。當然，聚焦浙江並非局限於浙江，本書的著眼點在於探討轉型期中國地方政府模式創新的實現途徑。這些途徑至少在理念層麵具有普適意義。
走向善治是一種希冀，一種期盼。在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下，各級地方政府不會沿著既有的軌跡一成不變地運行，也不會沿著任何預設的軌道有條不紊地變革。但是，理論與實踐有機融合後的裂變和升華，其產生的力量是雄渾的，產生的影響必是持久的。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將在這樣的作用力下一步一步地前行。
是為序。